_{载人航天运载火箭系统总设计师刘竹生}　　

　　刘竹生，1939年生，1963年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导弹工程系。曾从事长二捆火箭研制和发射工作，担任副总设计师。现任长征二号F火箭总设计师。

　　刘竹生，高高的个子，面容清矍，目光睿智，笑容谦和。从他笑意常在的脸上，你也许看不出这位中国载人航天运载火箭总设计师遭遇过多大的风浪，但就是在这静若溪水、清澈透明的生命中，刻写着一首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诗是郑板桥的，咏竹诗。

　　命运多舛

　　青竹苦寒萌三愿

　　竹生，像挺拔的竹子一样顶天立地地工作和生活。这名字，饱含着父亲对儿子的一种企盼。

　　刘竹生从小家境贫困，父亲微薄的工资要养活6个孩子，高粱米、大白菜是刘竹生家里的当家饭菜，孩子们过生日时收到的最大“贺礼”是一个鸡蛋。生活的贫困，让家中排行老二的刘竹生从小就跟苦难结缘。命运之神带着他几经辗转，把他带到了国防部原第五研究院强度研究所，进入了航天的大门。这一进，就是40年。

　　当有人问他：“难道在40年里你对工作就没有过厌烦和流露过腻的情绪?这期间有过‘跳槽’的想法吗?”刘竹生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确实没有。至今，我对搞航天仍津津乐道。支撑我一辈子要干航天事业的动力是我的‘三个梦’。一个‘梦’出自于原始的、朴素的，甚至是幻想的思想情感。小时候，我常听嫦娥奔月的故事，于是有了飞天之‘梦’。第二个‘梦’是工作以后感到宇宙奥秘无穷，越研究它就越欲罢不能，这便是我的航天‘梦’。上了一些岁数后，我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都有所思考，遂把工作当成一种刺激，这便是我的强国‘梦’。就是这‘三个梦’ ，支撑着我干了40多年的航天。”

　　历经磨难

　　打造金牌争气箭

　　他是我国运载火箭捆绑分离技术的开拓者，攻克的助推捆绑分离技术，填补了我国运载火箭捆绑技术的空白，使我国进入了世界捆绑运载火箭的先进行列。该项技术在后续的多种火箭中得到推广使用，为提高我国火箭的运载能力和实现载人航天奠定了基础。

　　1990年的夏天，他遇上了这辈子最难打的仗。那时，中国航天刚迈向国际市场，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成功地将“澳星”发射升空，成为中国航天能否完全进入国际发射服务市场的一块问路石。要在没有成型产品、没有成功先例的情况下，18个月内拿出全新的“长二捆”，这—仗怎么说都带有背水一战的味道。

　　那时，刘竹生是火箭总体设计部总体室结构组副组长，要完成的工作是怎么样把“长二捆”身上的4个助推器牢固捆绑，在发射过程中又能可靠地将助推器与火箭彻底分离。“长二捆”的“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18个月!时间犹如上紧的发条，给设计工作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加之当时我国火工品研制水平较低，而火工品又是分离的主角：要在助推器与火箭分离时将两者的连接件炸开。此时的他心急如焚，饭吃不香，觉睡不着，牙床上也急起了大包。为了这一“绑”一“松”，他曾在灵感突发后，半夜三更去擂响同事的门，黑灯瞎火直奔办公室，在堆得像小山的办公桌上，连夜勾画蓝图。终于拿出了捆绑分离技术方案。接着，要完成的整流罩分离工作，难度就更大了。

　　长二捆火箭原有效载荷整流罩分离方案试验受阻，在按期完成合同任务的重压下，他带领同事，用极短的时间研制成功了半推反转方案，为长二捆火箭的研制如期完成，立了一大功。

　　1997年，刘竹生挑起发射飞船的长二F火箭总设计师的重担。他是从副总设计师升任总设计师的。在刚接任长二F火箭副总师时，火箭整流罩发生由于设计经验不足造成了严重超重问题。

　　整流罩是逃逸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超重，将会直接导致航天员在零高度逃逸时，飞船达不到救生高度的要求，使逃逸救生难以进行。

　　刘竹生带领设计师系统重新复算了载荷，进行了结构件重设计，对逃逸发动机提出增加总重的要求。此时，他们的眼里已没了别的东西，除了数据就是图纸和计算公式，面对显示屏，日月星辰似乎停止了变化，白天与黑夜不再有分别，黑发中生出的一根根银丝和眉头上新添的一轮轮皱纹，鉴证了他带领研制人员，披星戴月，用智慧和汗水攻克的一道又一道难关。

　　在发射神舟号飞船的日日夜夜里，为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不仅要动脑筋去谋划，还要针对出现的问题，一次又—次地进行方案的设计修改和论证，殚精竭虑，经常是食不甘昧、夜不能寐。

　　当火箭要转入发射阵地时，看到昂首待发的神箭，刘竹生对火箭的难以割舍的柔情就愈发强烈，他要爬上十几层的平台，从上而下地仔细地端详、抚摸。他常痴情地说：要用最好的火箭送“神舟”上天。

　　在长二F火箭把神舟一号飞船发射到空间轨道后，他情不自禁地和朝夕相处的火箭总指挥黄春平紧紧地抱在了一起，在众目睽睽之下，老哥俩尽情地挥洒了一把热泪。

　　前进的道路是崎岖的。记得在2000年12月31日，神舟二号发射的前10天，长二F火箭被一个意想不到的误动作“撞了一下腰”。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刘总十分心痛。已年过六旬的他顾不上安全和其它，—口气爬上11层平台，直奔他们心爱的“宝贝”，又从上至下逐层地查看火箭的受伤情况。

　　在专家“会诊”后，火箭的修复被确定为在原地进行，原计划1月6日发射的时间调整到1月10日，这意味着4天之内必须使火箭处于正常的发射状态。

　　新世纪中国航天的第一飞就是意义重大的神舟二号的发射。当决定作出后，领导让竹生表态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可以按新计划发射。”黄春平总指挥事后说：“平时我胆子大，想不到这次，刘总比我的胆子还大。”

　　火箭被撞部位是非正常受力，修复时把逃逸塔和船罩组合体分解，修复后还要进行全面的检查和测试，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但是，没有什么重负能压垮中国航天人钢铁铸成的肩膀。

　　在这4天里，白天刘竹生和其他几位副总师亲临现场指挥处理工作，晚上组织讨论和反复研究有关的技术问题、确定技术方案、组织编写和审查评审报告，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为了确定火箭的碰撞过程和变形，夜深了，他还要驱车前往现场，在各层工作平台间跑上跑下，对火箭与平台的间隙反复测量、计算，直到找到满意的答案。经过4天夜以继日的工作，一份 50余页的《碰撞后火筋受损结果分析及处理措施》报告呈现在领导和各级专家的面前，他们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4天后，奇迹真的出现了——火箭重展芳容，按时耸立在发射塔架旁。

　　2001年1月10日，当长征二号F火箭成功地完成发射神舟二号飞船的使命时，平时话语不多的刘竹生，捅捅身边人的胳膊，冷不丁冒出—句：“你们看看，什么叫金牌火箭?”自豪、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接着是神舟三号、四号飞船发射成功，争气的“神箭”没有出现一丁点儿故障。每次都把飞船稳稳地托举到太空。

　　其实，在争气“箭”的后头，刘竹生还扮演了“黑脸包公”的角色。作为总设计师，他除了抓各系统的基本方案、指标和技术状态的变化、火箭逃逸系统等技术创新工作外，还在研制质量上花费了大量的心血。

　　在抓质量管理时，他总结了一个很特别的16字口诀：源头控制、行业水平、九抓九查、责任到人。在工作中，他不厌其烦地要求研制人员贯彻到设计、研制、试验和发射的全过程中去。

　　作为一名总设计师，能看到自己亲手铸造的神箭扶摇直上、冲破九霄，能亲身感受到心爱的产品在星空下弹挟雷霆、喷薄而起，是对自己的最大慰藉。

　　情感丰富

　　亲情埋在心底

　　在发射现场，不多的空闲时间里，刘竹生也有松弛一下绷得紧紧的神经的“灵丹妙药”，就是欣赏从荒凉的戈壁滩上捡回的很多极有沧桑感的树根和各种千奇百怪的大漠石。

　　不要以为搞技术出身的总设计师们都是不苟言笑、专注火箭研究、有着哲人般头脑、在数据公式图纸堆里打转转的科学家。刘竹生画油画很拿手，画的毛主席像栩栩如生，丝毫不逊色于专业水平。家里的桌子上还摆放着当年为夫人画的《青春少女像》。

　　“为了梦圆飞天，我把全家人都搭上了。为此，我有一种负疚感……”每每说到此时，刘竹生便有些哽咽。从他的生活经历中，不难理解他情感世界中为“梦”所产生的痛。

　　刚结婚那几年，刘竹生和妻子王丽珍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妻子当时在天津教书，没孩子的日子还说得过去，无非是你来我往地把挣到的工资多捐一些给铁路上。后来，大女儿出生，妻子一个人带着孩子，所吃的苦可就多了。那个年头，刘竹生夫妇受尽了磨难。

　　孩子出生不久，刘竹生便到东北一个农场接受劳动改造，一走就是两年。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们在天津的一间房子被震塌，王丽珍和两个孩子(小女儿1973年出生)只好挤在学校操场上搭的一个窝棚里。之后，大女儿在天津得了肾炎。刘竹生得到这个消息犹如万箭穿心，不能守在女儿的床头，内心承受着苦难，工作却没有一丝懈怠。

　　1981年，王丽珍调到北京工作，一家人终于不再分居两地。那时，3家人合住—套房，属于他们家的面积只有10多平方米，烧的是蜂窝煤，但他一家四口挤在一起其乐融融。直到1985年，刘竹生的家庭生活才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分到了一套50多平方米的房子，全家人乐得欢天喜地。对于小女儿，父亲几乎没有问过她的学业。小女儿靠着自己的努力，一番辛苦，终于考上了大学。听了这个消息，刘竹生脸上现出微微的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