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20余年的发展，台商在大陆投资作为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在大陆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如今，台商在大陆投资与发展，虽面临诸多挑战，但仍充满着无限的希望与广阔的发展前景。
台商大陆投资的三次热潮
世纪80年代初期，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大陆，其对台政策发生重大转变，从力主“武力解放”转为积极争取“和平统一”，从而揭开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新一页，也为两岸经贸关系发展及台商赴大陆投资创造了条件。一些台商开始以外商名义或较为低调的方式进入大陆投资。但由于两岸关系尚处于对抗时期，台湾方面对两岸经贸往来限制严格，更未开放台商投资，因此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带有试探性，投资主要集中在地缘与文化更相近的福建沿海地区，投资分散而数量有限。
1987年7月，台湾当局解除外汇管制，允许企业对外投资，台商间接赴大陆投资有了可能。同年11月，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台商纷纷以探亲名义赴大陆考察或寻找投资机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务院于1988年6月及时公布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为台商赴大陆投资提供了法律保障与政策条件。
随后，尽管北京发生了重大政治风波及外商对大陆投资出现撤资或观望现象，但颇具远见的台商却借机加快对大陆投资步伐，特别是台湾大企业家王永庆赴大陆考察活动及大型投资计划，对台商赴大陆投资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与带动作用，逐渐形成台商对大陆投资的第一次热潮。
据大陆方面统计，1989年，台商对大陆投资项目计540个，协议金额5. 5亿美元，实际利用台资1. 5亿美元，相当于此前几年之和。在台商对大陆投资热潮冲击下，台湾当局于1990年1正式公布《对大陆地区间接投资或技术合作管理办法》，有条件开放台商间接对大陆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台商对大陆的投资。这一时期，台商对大陆投资的主要特点是：多为“台湾接单、大陆加工生产、产品外销”的“两头在外”的经营模式，平均外销比率达85%；投资主体以中小企业为主，投资规模偏小，平均每项投资金额不足100万美元；投资方式以合资或合作经营为主，独资企业较少。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发表南巡讲话，中国大陆掀起新一轮改革与发展高潮。随后，中共中央召开“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大陆经济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台商纷纷看好迅速发展的有利时机，加快对大陆投资。同时，这时是两岸关系发展最为平稳的一段时期，台湾当局也采取了一些较为积极的开放与规范政策。这样一来，台商对大陆投资形成了第二次高潮。据大陆统计，1992年到1994年三年间，台商对大陆投资项目计2. 3万家，协议金额200多亿美元，实际投资额75.8亿美元，前两者均占到此前台商历年累计投资项目与协议金额总数的50％，后者也占31.5%。其中1992年台商对大陆投资协议金额仅次于香港，跃居大陆吸引境外投资的第2位。
然而，1995年以后，由于两岸关系危机不断、台湾经济结构调整与大陆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台湾当局大陆经贸政策出现重大转变，李登辉于1996年提出了“戒急用忍”口号，进而制订新的台商大陆投资规范，严格限制大企业、高科技产业对大陆投资，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台商对大陆投资徘徊不前。据大陆统计，1995至1999年，台商对大陆投资项目持续下降，协议与实际投资金额也在波动中出现下降趋势。
世纪之交，中国大陆于2001年12月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大陆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台商抓住这一重要历史机遇，开始扩大在大陆的投资，并调整投资策略。同时，台湾在民进党执政后，财经政策不明，投资环境恶化，经济形势出现逆转，台商加快向大陆寻求发展。于是从2000年开始，台商对大陆投资出现第三次高潮。据大陆统计，2000至2002年，大陆批准台商投资项目合计12131个，协议台资金额176.3亿美元，实际投资
94.9亿美元，分别占历年台商投资总数的 21.8 %、28.6%与28.5%。若将通过第三地转投资大陆的金额计算在内，台商应当是仅次于香港的大陆第二大境外投资者。
另据国家商务部台港司提供的资料，2003年1至10月，大陆共批准台资项目3664个，同比下降8.47%，占境外投资项目总数的比重为11.21%；合同台资金额66.56亿美元，同比增长21.6%，所占比重为7.51%；实际使用台资金额27.7亿美元，同比下降9.98%，所占比重为6.36%。按实际使用外资统计，台资在大陆吸收境外投资中排第六位（美国上升为第五）。
截至2003年10月底，大陆累计批准台资项目59355个，合同台资681.25亿美元，实际使用台资358.83亿美元。
台商大陆投资格局的变化
台商凭着语言、种族、文化和地理的便利，尤其是大陆各种优惠政策的鼓励，相继投资大陆。纵观20多年来台商投资的发展变化，台商对大陆投资的产业逐渐多元化，投资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初期以制鞋、塑料、纺织、基本金属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第二波投资集中于消费类电子产品、化工、运输工具、建材水泥、玻璃、食品饮料等产业，第三波投资则由计算机、电子信息、半导体、精密机械等资本与技术密集行业为主导。除在制造业领域的层次提高外，台商投资范围与领域也不断扩大，涉及房地产及土地成片开发、商业、金融、保险、证券、风险投资、旅游、专业服务、信息广告、医疗、教育、媒体等诸多行业，可以说目前几乎没有台商不涉及的领域。
总体上看，这一产业投资的变化过程与台湾岛内产业结构变化大体相同。例如，1991年台商包含IT业在内的机械电子业投资仅占当年投资比重的18.13%，而到2001年，这一比重已高达55.94%。这表明台资在大陆的产业升级与岛内的产业升级有着正相关关系。
在这一过程中，台商投资逐步大型化，大企业或上市上柜企业渐渐成为投资的主导。数千万美元甚至数亿美元的投资项目明显增多，以高科技产业为主体的技术密集型的投资成为主流趋势，但仍以出口导向投资为主。在大陆的大多数台资企业尤其是IT产业秉承“台湾接单，大陆生产出口，香港押汇”的生产模式，但在出口中有一部分是“间接外销”，即为在大陆的其它外销企业提供原料或零部件，真正直接销往第三地的比例约占41%。目前，内销市场成为台商积极争取的新目标。
随着大陆区域经济发展与开发重心的转变，台商对大陆投资区域格局也在发生相应变化。总体上来讲，台商对大陆投资呈现从南向北、从东向西、从沿海向内地的逐渐转移过程，只是转移的程度与速度各地有所不同。具体而言，80 年代，台商投资以地缘、文化更接近的福建省为主；进入90年代后对紧邻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投资大幅增加，台商对广东省的投资金额于1992年开始超过福建省，跃居对大陆投资最多的地区；此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台商投资重点也转向这一地区，1994年起，台商对上海与江苏省的投资金额连续三年超过对广东省的投资。于是，“珠三角”与“长三角”成为台商投资在两大重点地区。随后，台商对广东省投资又出现一次高潮，投资金额一度超过上海与江苏省，但2000年起台商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投资重新出现大幅增长势头，再度超过广东省，成为台商在大陆投资最多的地区，尤其是2001年以后台商对上海与江苏省的投资金额超过对大陆投资金额的一半以上。
由此也可以看出，台商投资企业的地域性聚集现象突出，投资的地域性很强。目前，仅在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几个地、市（县）就聚集了约70%的台商投资，这一现象主要与台湾企业“蚂蚁雄兵”的结构特点和企业文化有关，当然也与这两个三角洲地区的区位优势及制度供给优势有关。
台商投资格局变化中还有一个特点是企业本地化趋势正在形成。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及更好地与当地市场相联系，企业海外投资一般都逐渐实施本地化的发展策略，台资企业也不例外。从原材料的就地采购来看，台资企业在大陆采购原材料的比重逐年增大；从技术来源看，台资企业充分利用大陆的科技人才，在大陆通过合作或委托形式自行研发的技术已占10%左右；从企业管理人员本土化看，目前绝大多数台资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已本地化了，只有少量的关键职位仍由台方人员主控。
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相当多的台商企业在大陆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规模不断扩大，盈利非常丰厚；一些初期曾经历过挫折的部分台商也重整旗鼓，再度进入大陆淘金，并有所斩获。研究表明，从1990年发展到2002年底，赔钱的项目已经从50%降为30%，赚钱或持平的项目则达到70%。近年来，台商在大陆的前期投资的大多数项目逐渐进入收获期，台资企业盈利大幅增加，多者年营业额达数百亿元新台币，并成为台湾岛内母公司盈利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大陆概念股”成为台湾股市的主要支撑力量。大陆市场对台湾产业发展有着日益重要的积极影响。
两岸对台商大陆投资的不同政策态度
台商在大陆的投资发展与两岸关系大环境的变化息息相关。毫无疑问，除了大陆与台湾两岸政治局势变化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外，两岸经济形势的彼消此长以及两岸经贸政策的调整等，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台商在大陆的投资。
大陆对台商投资历来都是旗帜鲜明地采取鼓励、支持和保护的态度。台商在大陆的投资除享受给予外商投资的所有政策优惠外，中央政府还先后公布了《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及其《实施细则》，对台商投资采取“同等优先，适当放宽”的“区别对待政策”。大陆方面一贯主张不以政治分歧干扰与影响两岸经贸合作或台商投资，即不论两岸关系如何变化，大陆一如既往的鼓励、支持与保护台商投资。各地方政府更是提出许多更加优惠的政策，积极鼓励台商前去投资。通过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加大招商力度，提高服务质量，为台商排忧解难，从而使台商对在大陆投资更加充满信心，促进了台资企业在大陆的迅速发展。
近来，大陆有关部门不断重申，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享受的优惠待遇不会改变。大陆将继续赋予台商不低于大陆企业的现行优惠待遇，努力创造更好的台商投资环境，保持台商在祖国大陆投资政策的连续性。
反观台湾当局，对台商前往大陆投资态度暧昧、反复无常，从头到尾推行的是愚蠢的“鸵鸟式”政策，初期处处设防限制，竭力阻挠。在台商大规模大陆投资成为既成事实后，才不得不制订政策予以追认或就地“合法化”，其后仍不时改变或修改政策予以限制、打压，结果限制越多，反弹越大，台商照样出走。台湾当局的所作所为影响了台商在大陆的发展与竞争力的提高。
新环境下的新挑战
台商在大陆投资取得了历史性的发展，数量在继续增多、规模在不断扩大、质量在稳步提高。台商企业在大陆创造了新的奇迹，许多中小企业发展成为大企业或知名企业。同时还应看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两岸经济环境出现许多新的重大变化，全球经济也进入一个新的调整期，台商在大陆投资将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在新的形势下，台商对大陆投资必须进行新的策略调整与战略转移，以图在大陆的长期发展。
首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按照时间表国内市场相继开放，国际大企业或跨国公司纷纷进入大陆，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大陆展开市场角逐。同时大陆本地民营企业迅速崛起，实力上升，国有企业经过改制运行机制得到转变，竞争力增强。中外企业对台资企业形成“两面夹击”，台商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压力。
其次，大陆各级政府对台商原有的特别优惠政策，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正在逐渐缩小或消失，原来主要依靠特别待遇而得到快速发展的台商必须调整经营策略，必须转向以培育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的方式来取得经营优势。
第三，随着大陆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法制环境的不断完善，台商以前靠“走政法灰色地带”、“利用法律空白”、“逃税漏税”或“政商关系”等方式获得“额外利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台商必须面对法制环境完善、市场秩序规范的现实，从寻求利用政策和法律的缝隙转向公平竞争与合法经营。
第四，大陆科技水平在迅速提高，科技人才不断增加，台商原有的技术与人才优势正在消失。台商要继续在大陆生存与发展，必须走本地化的道路，充分利用大陆的科技、人才、原料等本地资源优势，与大陆相关行业中的企业建立合作的平台，而不能再走“自成体系”，封闭式独立经营的路子。
最后，台商在大陆的发展与壮大，还面临台湾当局的处处限制与打压，以及迟迟不开放“三通”所造成的优势流失与发展困境。
未来台商对大陆投资的发展趋势
就未来发展趋势观察，大陆经济稳步、持续、快速发展，GDP年增长速度保持7%以上已经多年，去年更是达到9.1%，再考虑到庞大的人口基数，所带来的市场前景非常广阔，越来越多的台商认识到大陆现在具有难得的可投资机会。加上台湾岛内投资环境恶化形势难以短期内改变，台湾的优势因产能不足而难以发挥，台资出岛寻求发展的趋势不会改变。在这种大背景下，未来台商将会继续扩大在大陆的投资，既需借助大陆在生产方面的优势，又要瞄准大陆令人艳羡的市场。而且台商在大陆投资的盲目性会减少，计划性增强；短期投机行为减少，长期性战略行为增强；被动性减少，主动性增强，并且会进一步本土化与多元化。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大陆市场开放步伐加快，管制减少，为台商与外商进入许多新的领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正在形成新一波的外资流入高潮，2002年以来大陆连续两年吸引外资超过500亿美元就是例证。进入新世纪开始，大陆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尤其是对集成电路与软件、生物、环保等高科技产业提供诸多优惠政策，将为台湾高科技产业加快进入大陆提供更大的发展机会。从今后一段时间看，金融、航运、电子、信息、生物科技等将成为台商新一轮投资的热点。
在区域分布方面，近期内台资企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仍然将主要集中于两大三角洲地区，以利用“群聚效应”形成产业供应链和资源共享。中西部地区是未来几十年大陆发展最具潜力的地区，中央与地方政府提供了不同层次的优惠条件，特别是随着这一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消费能力的提高，中西部地区稍后将会成为台商投资的热点地区。一些台商已开始在大陆西部地区布局设子，如南亚塑料完成了在重庆的2000万美元投资案，同时还准备在西安设厂；中鼎工程则与国际知名的大石油公司及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在西部合作，太平洋集团在四川已有两个百货公司。
大陆经济仍处于起飞阶段，许多重大工程如“西气东输”、“南水北调”、北京澳运会、上海世博会以及各地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等，所创造的庞大商机与市场，将成为台商进入的最佳机会。同时，大陆开始重视农村地区的发展，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各项政策开始向农村发展倾斜，将为台商投资创造更大更适合的潜在发展机会。
因此，尽管台湾当局仍然有着这样那样的限制，但台商在可能的情况下，仍会争先恐后地涌入大陆投资。如今，世界的经济形势，岛内的经济现状和政治需要，迫使台湾当局对台商到大陆投资的限制有所松动。这为台商与前来大陆投资的其它商家竞争中，抢占未来商机，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来源：新华网—〈中国台商杂志〉 作者：罗仲伟 男 经济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企业制度研究室主任 长期从事企业理论、企业制度、企业战略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工作，有专著、译着多部，发表论文多篇，在多家企业担任独立董事或战略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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