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非
自一九七九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起，祖国大陆就一贯主张尽快实现两岸直接“三通”，积极推动两岸通邮、通商、通航。尽管两岸“三通”发展进程一波三折，但是，经过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海峡两岸从互不往来到间接“三通”，从试点直航到局部直通，二十多年来不断取得进展和突破，两地之间的人员、货物、资金、信息等各种经济要素的相互流动日趋频繁，经济交流规模日益扩大，从而加深了两岸经济的相互依赖，促进两岸经济的共同繁荣。
两岸通邮是两岸“三通”最早突破的环节。从一九七九年五月祖国大陆邮电部门全面恢复收寄邮往台湾的函件起，两岸邮件往为不断增加，一九九四年最高峰时达一千九百一十一万件。随后，由于电话等其他通讯手段的替代作用，两岸邮件传递业务虽有所下降，但在两岸经济交流中，仍扮演着特殊的功能性角色。两岸电信往来自一九八九年六月正式开通以来，业务量快速增长。目前，两岸每年话务量达三亿通、十亿分钟之多，两岸电信交往在技术上已由间接转为直接，从而有利于进一步降低通邮的劳动成本，促进两岸经济交流。
两岸通商从八十年代转口贸易的起步，到九十年代前期转运贸易的兴起，再到九十年代后期过境贸易的发展和“准直接”贸易形态的出现，逐步向直接形式转变。从一九九二年起，祖国大陆一直是台湾最重要的贸易顺差来源地，至二00二年底，累计达一千七百亿美元。如果扣除台湾在两岸贸易中享有的顺差，台湾外贸顺差(同期为一千一百亿美元)将转为严重的逆差(六百亿美元)。台湾对大陆顺差的收益，正好弥补了对日本逆差的缺口(同期为一千七百亿美元)。两岸通商不仅为双方，尤其是台湾方面创造了巨大的贸易利得，而且使两岸之间建立起相互依存的贸易关系。祖国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台湾也成为大陆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未来两岸通商规模将进一步扩大，二00三年预计突破五百亿美元，其中台湾货物输往大陆将达四百亿美元，大陆货物输往台湾也将超过一百亿美元。
两岸通航是两岸人员往来和货物运输的主要方式，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形成“不通航而通运”的局面，九十年代中后期，又逐步摸索出“试点直航”等模式，至二十一世纪初期，进而出现福建沿海地区与金门、马祖直接通航的局面。目前，两岸每年都有数千万吨的贸易货物、数百万个集装箱通过转口、转运或过境的方式相互流动；每年通过各种渠道往返两岸的台湾同胞达三百六十万人次，累计超过三千万人次；常年在祖国大陆居住的台胞有一百万人之多。如此规模的货物流动和人员往来，产生了对两岸直航的市场需要，促进两岸“三通”进一步向直接形式转化。尤其是两岸相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客观形势已发展到突破直航的临界点，逐渐走向全面直接“三通”的不归路。
两岸“三通”促进了台湾企业到大陆投资和发展，从而有助于台湾经济转型。目前，台商到大陆协议投资累计约六万家、金额达六百多亿美元，实际开业或投产三万多家，到资三百六十亿美元。岛内有限的经济资源和空间，要求其将视野扩大到海峡西岸，通过融合并吸纳祖国大陆的资源，拓展台湾经济的发展空间，为其产业升级与贸易转型开辟一条出路。从八十年代中后期从事下游工业生产的中小企业大量涌入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设立加工出口基地，到九十年代供应原材料的中上游工业生产大企业不断进入大陆拓展市场空间，再到二十一世纪初期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企业纷纷到大陆投资设厂，都显示两岸“三通”对台湾经济转型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促进作用。据台湾有关经济研究机构评估，两岸经贸对台湾经济增长的影响度已达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在两岸“三通”的带动下，台湾对外经济循环已从过去“日本提供技术——台湾加工生产——外销美欧市场”的旧“三角模式”，转变为“日本进口——台湾设计——大陆加工——美欧销售”的“四角模式”。这是近十年来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动力。二十一世纪初期，这一循环模式将进一步向“日本进口——台湾设计——大陆加工与销售”的新“三角模式”转化，对大陆的市场依赖度将进一步加深。从长远趋势看，这种依赖关系最终将走向“双环模式”，即逐渐演变为直接运用大陆技术和市场的“大陆——台湾”之间的经济循环。可见，海峡两岸只要顺应历史发展潮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促进“三通”朝直接、双向、全面的方向发展，就能达成互补互利、共同繁荣的双赢局面。
来源：中新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