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山东曲阜是古代鲁国的都城。曲阜距临淄不远，两座城市中间隔着泰山，临淄在泰山东北，曲阜在泰山西南。齐、鲁往往并称，临淄和曲阜同为今山东大地上最负盛名的两座古都。
曲阜也和临淄一样坐落在中国的东部，是国之东土。在曲阜所在地，最早有上古部落大庭氏建都，遗址在后来周代鲁国的都城内，鲁国在其遗址上作库，称为大庭氏之库，是当时曲阜城中一个登高望远的地方。大庭氏之后在曲阜建都的有少，他是黄帝之子。少昊以后有奄人在这里建都，奄人是嬴姓，东夷的一支，炎帝族的后代，在商代时臣属于商朝，因此又称为商奄。后来周人征服了奄，而在这里封立了自己的宗国鲁国。不过许多后来在鲁国立功立名的人，都是炎帝族、东夷、殷商的后裔。在曲阜城中有“淹中”、“奄里”，就是周代奄国遗民聚居之地。鲁大夫季氏的家臣阳虎，御姓，为商人的后代。孔子也是商人的后代，是宋国始封之君微子启的裔孙。
鲁国是周初最重要的封国之一，它地域不广，国力不强，它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守文备礼。鲁国的始封国君周公旦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周武王即位后，以姜尚为师，周公旦为辅。周武王攻进朝歌，周公旦手持大钺，召公奭手持小钺，左右夹卫武王。周武王死后，儿子成王年少，周公旦代行天子之政，营建东都雒邑，讨平三监及东夷之乱。在周初开国功臣中，周公旦是最重要的一位宗室大臣。所以周朝在分封鲁国时，分给鲁国大辂车、大旌旂，分给古代的宝物“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分给六族殷商遗民。除此以外还特别分给了专掌祝、宗、卜、史的官吏和官司礼器。鲁国和列国不同，它拥有天子的礼乐，春秋各国大夫学礼问礼，如果不是去都城洛阳，就要去鲁国曲阜。据传周公旦在父亲文王在世时，就是一位孝子，笃厚仁爱，异于群子。周公旦死后，周王室为了嘉奖他的美德，特别准许鲁国为周文王立庙，每年祭祀他，这是其他诸侯国所不允许的。因此从一开始立国起，鲁国就有了守文备礼的特点。鲁国的这一特点后来经过各代君臣以及炎帝、东夷、殷商遗民的共同努力，于是更为光大。
鲁都曲阜是一个保存比较完好的古都，它最初的城垣至今还有不少地段残存于地面，最高的地方有10米，整个城市的基址轮廓也比较清楚。城市分为内城和外郭城两层，外廓城共有十二座城门，有东、西、南、北门和鹿门、莱门、雩门、稷门、子驹门、石门等等。鲁庄公的儿子襄仲一族居住在东门，人们就把他称为东门襄仲，又称他的儿子子家为东门子家。还有一个大夫归父居住在石门，人们就称他为石门归父。当时公族、大夫们都是聚族而居，以一族为一个整体，一般都是每一族中出一个大夫。占卜好了居室以后，世代相承，很少变动，所以就可以用所居住的地方相称。鲁国这种情况在当时习俗中是个典型。汉代所说“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的情况也与此相类似，是社会长久安定的一个标志。
《庄子》中所说孔子与盗跖的故事，也发生在东门。柳下季是孔子的朋友，是个贤人，而他的弟弟盗跖却是个大盗，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孔子想去劝说盗跖，柳下季阻止，孔不听。盗阳一听是孔子前来，大怒，“目如明星，发上指冠”，“两展其足，案剑瞋目，声如乳虎”。孔子讲仁义，盗跖反驳，大叫：“丘前来！”对孔子讲了历来名君名臣都并不仁义的事例，说仁义压制人性，人的一生，“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应该听从人们顺从自己的心愿。孔子见了盗跖，大为震惊，出门上车，“执辔三失，目芒然无见，色若死灰，据轼低头，不能出气。”回到曲阜东门外，正遇见柳下跖。柳下跖一见孔子的样子就知道他去见弟弟了，说：“盗跖违逆你的心意了吧？”孔子说：“我这是无病自医。我摸虎头，抚虎须，几乎不免于虎口！”
石门是外郭城的东南门。《论语》中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路有一天在石门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进城。守门的人问他：“从哪儿来？”子路说：“从孔家来。”守门的人就说：“就是那明知做不到却一定要去做的人吧！”说明当时孔子推行自己的主张已经很难。
曲阜的中部、东部较高，北部、西部较低，在北垣西门有一处水池。这座城门就叫争门。
南门是曲阜的正门，原来叫稷门，鲁僖公时重新修建，使它加高加大，因而改称高门，又叫雩门。南北朝时人们见到它的基址，犹在地八丈余高。雩门外隔着洙水有一处雩台。有一次，孔子和他的四个弟子坐在一起，问他们各有什么愿望。子路愿意去治理一个千乘之国，使它强大，人人有勇。冉求愿意去治理一个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小国，使它富足，人人明礼。公西赤说愿意学习，如果可以就做个掌管礼仪的小臣。曾点说：“我的志向与三人不同。我愿意在暮春三月，春天的衣服新做好的时候，和五六个成年人、六七个少年人一起，在沂水边洗完了澡，到雩台上去吹风，一路唱歌走回来。”孔子长叹一声说：“我和曾点一样。”雩台在南北朝时还有三丈高，是当时一处著名的风景点。
曲阜的外郭城“方九里”、“旁三门”，很合周朝的规定。它的内城公宫在南，宗庙在北，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也很符合周朝的规定，可见鲁国确实是个守礼之邦。
公宫是国君居处的地方，正殿叫路寝，此外还有高寝、东宫、西宫、楚宫等。楚宫是鲁襄公出访楚国，喜爱楚国的宫殿回来后仿建的。曲阜在汉初是汉景帝的儿子鲁恭王刘余的都城，鲁恭王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灵光殿，除正殿外，还有双阙、浴池、钓台等建筑，多为石建，据说在建筑群中穿行，“周行数里，仰不见日”。最著名的是灵光殿中的壁画，描绘了许多神话鬼怪，斑驳浪漫，怪异之极，可惜后来毁于大火。灵光殿的基址就在后来的孔庙一带，南北朝时其池台基岸遗址尚整。王延寿有一篇《鲁灵光殿赋》描述了这处杰出的建筑。史书上说鲁恭王好治宫室苑囿，晚年好音乐，但口吃难言，不好文辞。初建灵光殿时，他为了扩大宫殿面积，挖坏了孔子的旧宅，听到宅中有弹奏钟磐琴瑟的声音，就没敢再挖。在挖坏的墙壁夹层中，出土了用古文字书写的儒家经传。宗庙位于公宫的南面，偏东。周朝的制度，每一位君主死后都要立一座宗庙，按时祭祀，每座宗庙按昭、穆的次序排列。周文王的庙称为周庙，周公旦的庙称为大庙。周公旦之子伯禽是实际上的始封国君，他的庙称为大室或世室。这座庙最为重要，为不毁之庙。此外各代君主的庙都称为“宫”。炀宫是鲁炀公的庙，武宫是鲁武公的庙，桓宫是鲁桓的庙，庄宫是鲁庄公的庙，闵宫是鲁闵公的庙。还有宣宫、僖宫、襄宫等等。鲁国经常在各宗庙中举行各种礼仪。
社是祭祀土地神的庙宇，位于公宫南面，偏西。曲阜中两社，一为周社，祭祀周人的土地神；一为毫社，祭祀殷人的土地神。毫社在西，代表居住在城西的众多殷商遗民。周社在东，代表城东的周人。祭祀毫社的礼仪与周社很不相同，杂有东夷的风俗，还使用过人祭，当时曾引起周人的很大争议。
在公宫之南、两社之间的就是鲁国的朝廷，实际上它是公宫的外廷，与内殿相连。朝廷的大门称为雉门，门外有两阙，名为“象魏”。象、魏都是高大的意思。朝廷有新的法令颁布下来，就是挂在象魏上，公之于众，人人都要遵守。象魏反映了法律的平等，是周人一项良好的制度。
在外郭城东南有一个大路口，名为“五父之衢”，是人们活动的中心场所。鲁国人盟誓时，往往要在这里举行诅咒的仪式，诅咒将来违背盟誓的人。阳虎就曾召集鲁定公和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大夫在周社盟誓，召集国中平民在毫社中盟誓，然后在五父之衢诅咒，这样来决定一国的大事。城内的民居分布在四周，其中也有很多高大建筑，如季孙氏的居室在东南部，季武子在院中修建了一座高台，人称季武子台，到南北朝时，虽已崩塌，犹高数丈。孔子的故居名叫“阙里”位于殷人聚居的西南部，当时是一处普通的街巷。孔子的弟子颜回曾经居住过的“陋巷”当然更是一条普通街巷，陋巷本非原名，因其简陋故名。据传颜回身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别人不堪其忧，而颜回不改其乐。现在的孔庙、大成殿都是很久以后在唐宋时开始修建又在明清予以重建的，孔府、孔林也在后来逐渐兴盛。这些与孔子有关的建筑精美壮观，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周庙、大庙。
在曲阜城中有一条弯曲隆起的地带，长七八里，古称“曲阜”，曲阜城由此得名。大庭氏库和季武子台都在这条隆起的地带上，现在这条地带在曲阜城外的东北部。曲阜城中有很多园林，把城市点缀得清新壮丽。其中有社圆、鹿圃、蒲圃、蛇渊囿等。据传孔子曾经在杏坛讲学，在矍相圃校射。现在坐落在城北的孔林方园七八里，更是一处葱郁的园林。在曲阜城外，洙水被引来与护城河相通，自北向南绕城一周。古代洙水源出今新泰县东北，至泗水县与泗水合流，至曲阜东北又分流，洙水在北，泗水在南，流过曲阜，至济宁又重新汇合。因为孔子曾经在洙、泗之间聚徒讲学，后代就用“洙泗”代称鲁国的文化和孔学一派。
孔子虽是殷人的后代，但他向往西周的文化。他最崇敬的人就是周公旦，希望自己能效法周公旦重新在东方建立一个周朝。他思想的核心就是仁爱，让人们都像父子一样上慈下孝。他对自己的主张十分自信，说人类不想幸福则已，要想幸福就要仁爱，“谁能出去不走门户？谁能追求幸福而不走仁爱的道路呢？”可惜他的愿望并没有成为现实。孔子知道要想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先要做官，孔子一生都在谋求做官。但他在鲁国只担任过“委吏”，主管仓库；又担任过“司职吏”，主管畜牧。直到晚年才担任了司空、大司冠、摄相事，可惜只“与闻国政三月”。在其他国家，孔子曾屈尊为齐国大夫高昭子的家臣，又曾依托卫国大夫颜浊邹、蘧伯玉和陈国大夫司城贞子。楚昭王曾准备以书社之地七百里封孔子，但没有实现。孔子在五十六岁时离开鲁国，开始了他长达十四年的宦游，也就是周游列国。在春秋之际为了追求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吃苦的有两个人，一是晋文公重耳，宦游了十九年，另一就是孔子。但晋文公成功了，孔子却没有成功。他去乎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干七十二诸侯，结果一无所获。这才真正是逢时不遇，命途多舛。
孔子到卫国，住了十个月。往陈国，途中被匡人拘困了五天，只好又返回卫国。孔子不得已往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子路因之不悦。又经过曹国去往宋国，途中受到宋国司马桓魋的威胁。到郑国，路上与弟子走散，孔子独自站在郑国都城东门下，被郑人讥为“丧家之犬”。到陈国，陈为晋楚及吴侵伐，不足自保，孔子于是离开陈国。过蒲，为蒲人所阻，于对蒲人盟誓之后，才被放行。至卫国，卫灵公年老而怠于政事，不用孔子。孔子准备西见赵简子，未果，临河长叹道：“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于是往陈，又往蔡。去叶，又返于蔡，途中受到隐者长沮、桀溺二人的批评。楚人伐蔡，孔子转投楚国，蔡大夫怒，发兵围孔子于野外。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孔子又为楚国隐者接舆所讥笑，于是返于卫。孔子的弟子多已在卫国做官，唯独孔子仍无人重用。到将近七十岁时，孔子重返鲁国，这一次是因为他的弟子冉求在鲁国做执政大夫季康子的家臣，向季康子推荐了孔子。可是到这时，孔子已经老了，他长叹说：“吾道穷矣！”多年奔波已经耗尽了他的精力，他对做官已经绝望了。
孔子真是生不逢时。他不出名时，弟子们四处称道为他扬名，可是他的名声又太大了，各国宁愿任用他的弟子，而不敢任用孔子。孔子不得已，就退而著书立说，教授门徒，有弟子三千人，著名的有七十二人。留给后人的印象，好像孔子是个学者、读书人，其实孔子的本志是要做官、治国。他首先是注重实践，然后才是读书治学，只不过人们并没有给他做官治国的机会。孔子死后，鲁哀公去祭奠他，子贡说：“生不能用，死而诛之，非礼也！”话说得既委婉，又激愤，同时也道出了孔子一生愿被任用的愿望。这才是孔子的本来用意。
孔子从小贫苦，社会地位低贱，经济条件也差。他三岁时丧父，还没有成年母亲也去世了。所以孔子少孤，处境微寒，贫而且贱。孔子晚年，也不富有。这才是孔子的本来面目。
孔子所提倡的仁爱，不能说不美好，但它却不合时宜。在后代，即使是口上仁爱不绝的人，实际上也从未完全达到孔子的要求。就是在孔子在世时，争议也已经很大。季孙氏的家臣阳虎是个很有才干的政治家，他不读书，见到孔子说：“为仁不富，为富不仁。”意思是要实行仁政国家就不富强，国家要富强就不能实行仁政，把仁爱和富强对立起来。阳虎说的不能说没有道理，他虽不读书，目光见识不能说不敏锐。仁爱是人们理想中追求的目标，富强是人们现实中追求的目标，二者都不能说不美好，不正当，但理想和现实二者又往往冲突对立。要十全十美，阳虎办不到，孔子也没有办到，这真是人类的一个大难题。
孔子的价值不在于他解决了什么大难题，而在于他努力追求人类幸福的精神。他没有解决什么具体问题，但他的追求神却千百年来为历代杰出人物所效法。后人对孔子有褒有贬。贬他的人则认为社会风气变坏，都由于孔子的儒教。褒他的人认为要想社会风气好转，就该人人尊孔。这两种态度其实都是错误的。贬他的人没有想到自己要努力，褒他的人则是出于愚昧，并未得孔子的真髓。
孔子死后，他那种甘冒艰辛勇于开拓的刚劲作风以及他善良仁爱的高行大德就很少有人继承下来。大多数人只是得皮毛，似是而非，借助他的名望，名为儒者，其实庸庸碌碌无所作为，这种人就被称为“腐儒”、“俗儒”、“小人儒”。再后来，连借助名望的人也少了，战国之际，最著名的儒者只不过出了两人，一是齐国的孟子，一是赵国的荀子，都不是鲁国人。史书上说，鲁国土地狭小，方圆才七百里，最初是以守文备礼闻名天下。但到了战国时期，人人争于物利，鲁国的礼乐文采坚持不住，终于崩溃。而鲁国的人们性情勤俭、吝啬，世风衰败以后转而弃文经商，“好贾趋利，甚于周人。”意即比最擅长经商的洛阳人还厉害！
曲阜的文化本来是以周公旦所开创的礼制文教为特点的，春秋时吴国的贤公子季札到鲁国时，就专门观览了鲁国人排演的礼乐。孔子也多次夸赞周公旦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但是到了后世，孔子的声望反而大过了周公旦，孔子的庙宇远远超过了周公庙，这其实也违背了孔子自己的心。这是曲阜文化的第一个变化。孔子坚持仁爱的理想，终生不移。后世即使不能遵循仁爱，而不得已也要追求物质利益，但也不至于好贾趋利，甚于洛阳。不仅不能守孔子之道，反而适得其反，令人可惜。这是曲阜文化的第二个变化。孔子是一个贫贱的人，他不是不能求来富贵，凡是不合仁爱的事情即使可以富贵他也决不沾取。孔子是一个终生想做官的人，他也不是不能求来高官，凡是不合仁爱的官职即使再高他也决不接受。但是后世表面上尊承孔子的人，为孔子修建了殿堂，为孔子追封了官爵，却往往有违他仁爱的原则，追求了形式，反而丢弃了本质，反本逐末。这是曲阜文化的第三个变化。曲阜文化经此而一变再变，距离其早先的风范就越来越远了。而曲阜文化的变化，大概也象征着中原齐鲁地区做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区的结束。
曲阜从伯禽建都，到鲁顷公时楚国灭鲁，共持续了二十八世，三十四君，八百余年。（张京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