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召开，中央全会每年例行一次，早已为公众所熟悉，但每次全会到底承担何种任务，这次五中全会相较往届，是否有特殊意义，中央每次会议的关注点有何变化，本报记者走访专家学者，对此解读。
“计划”改为“规划”
8月初，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和家人一起到北戴河度假，没想到碰上许多中央部委的“老熟人”，原来他们是国家“十一五”规划起草小组成员，已经在那里呆了十多天，正在讨论、起草“十一五”规划。
“十一五”规划是十六届五中全会的主要议题，规划经本次中央全会讨论通过后，将于明年3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与前面十个“五年”明显不同，第十一个“五年”由“计划”变成了“规划”。
“虽一字之差，内涵却不尽相同。显示出党对发展内涵的认识已有变化。”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博士辛鸣说。
以“五年”为单位进行国家建设的“五年计划”模式，起源于前苏联。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全面学习，自1952至1953年，多次派出包括周恩来总理等人在内的代表团到苏联学习，在他们的帮助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自1953年起实施。
“一五”计划主要是指令性的经济计划，事无巨细，涵盖了方方面面的经济增长指标，从工业总产值增长98.3％、手工业增长60.9％、大型工矿项目施工694个到具体的钢铁产量增加多少、煤炭产量增加多少等等。
“当时中央政府管2万个硬指标，计划就是法律，硬得很。”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回忆，苏联当时派出数千位专家到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帮助实施“一五”计划。仅当时中央党校的苏联专家，就有十多位。
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向市场转轨。五年计划从“一五”推进到“十五”，强制性和指令性逐渐消失。但作为一种习惯，五年计划仍得以沿用，规划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
“计划变规划，是一个进步，表明计划经济体制基本破除了。”沈宝祥说，“但像欧美那些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它们并没有这种大而全的计划。”
辛鸣认为，社会发展有阶段性，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社会发展已基本定型，“我们适当有一些通盘考虑。心中有数，效果会更好一些。”
新发展模式
对此次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认为，“十一五”规划将在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方面作出重大努力。
经过20多年的渐进式改革，中国的改革发展已经进入关键阶段，贫富分化、城乡差距、腐败等多年积累的问题开始集中暴露，“十一五”规划的五年正与此同时。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消除社会的不和谐因素，事关改革开放大局。
“五年一次计划修编，看似例行公事，但从‘十一五’来看，更多意味着一种重要转折。”叶笃初认为，新一代领导集体已有一整套社会发展和执政理念，“十一五”规划将是一次集中的展示。
在辛鸣看来，“十一五”规划的出台，将意味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综观近年来的经济发展，通常只看到量的增长，相当比例的社会民众并没有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本来发展经济只是实现社会富裕和人民幸福的手段，但一些地方领导不自觉把它当成目标，一切事情给经济发展让路，群众的福利、人的尊严被认为是可以付出的代价。”
叶笃初感觉，“这回讨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骨子里更重视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据他透露，主持“十一五”规划编制工作的负责人曾透露：编制的出发点，要从偏重物质财富增长，转向更加重视人的发展。强化有关扩大就业，加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公共安全等方面的规划，增加人文和社会指标。
宏观调控的不解之缘
回顾以往几届五中全会，无一例外是研究经济问题，间或有重大人事问题。叶笃初解释，这与党和国家的政治安排有关，“每年的全会承担不同的任务”。
“一中全会一般在代表大会结束后举行，带有例会性质，主要是人事问题，如确定中央领导班子，中央领导的格局、分工，以及相应的工作团队或制度。
“二中全会往往‘承前启后’，头一年开党代会选出新领导集体，确保党对国家的领导；次年的人代会，则选举委员长和政府总理，落实党对国家的领导。
“新一届领导集体真正进入角色，开始在经济建设上谋篇布局，一般要到三中和四中全会。”中央党校一位教授举例，吹响改革号角的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是十二届三中全会。
而到五中全会召开时，已是一轮经济发展的一个节点，又往往与“宏观调控”结下不解之缘。今年五中全会召开前，中央政府从“铁本事件”到“房产新政”，刚刚踩过一次刹车。
回顾我国的五次宏观调控，有四次在五中全会之前，例如1989年11月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对经济进行治理整顿。是为第三次宏观调控，而1995年召开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九五”计划，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主持进行了改革开放来的第四次宏观调控，实现经济“软着陆”。
叶笃初认为新一届领导集体风格务实，“十一五规划”如果通过，中央将在两年时间内力求抓出政绩和实效，向十七大献礼。（李梁 许桐珲）
来源：南方周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