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18日全文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扩大两岸民间交流与往来,维护台湾同胞的正当权益,推动全面、直接、双向“三通”,促进建立稳定的两岸经贸合作机制,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两岸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
   这是中共中央在十一五规划建议中首次纳入两岸问题,特别提及“支持海峡西岸和其他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的经济发展”。清华大学台研所研究员巫永平认为,十一五规划将促进“海峡经济带”的形成。……
[十一五规划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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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巍:“十一五”发展规划期间经济着力点与重点问题
 
 
  来源:      日期:2006-02-17 15:05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开局年是中国加入WTO所作承诺的最后落实年,中国将成为最开放的发展中国家;而“十一五”规划的结束年又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一个重要阶段年,因此“十一五”规划要为实质入世后的经济运行做好打算,还要为全面建设小康的阶段性目标做出安排,必须在新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突出宏观性、战略性,把握中国国情、理解改革进程、判断发展方向,找到体制改革、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间的平衡点。
 
     一  促使产业升级的结构调整要强调市场引导、国资助力和科技推动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产业结构的演进是支撑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三次产业就业与产值结构反常规,产业间存在着巨大的结构效应及优化升级的可能,是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因此,需要积极推动一、二产业升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这就需要制定合乎经济发展规律的发展战略,强调市场的导向作用。市场化趋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市场化改革已使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利益本位化,使人自由发展的愿望和潜能得到释放。经济结构调整有市场和政府两种调节机制的选择。发达国家增长中经济结构调整在市场功能作用下进行,政府干预产业结构的行为和政策,都被称作宏观政策微观化,或者干脆称为微观政策。中国的情况不同,产业中以公有制为主体,调整主体往往是政府,这并不是不足而是优势,可以将国企上交利润投入即定行业,为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助力。经济结构是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方式与国有经济仍为产业主体直接相关。

     产业结构存在不协调、不合理问题,与经济长期处于技术低水准相关。要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优势产业,集中力量发展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和知识密集型高科技产业。调整中通过技术进步、产业转换、体制和组织创新,既可促进落后的生产技术发展,又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

     最终,在调整中通过改革、转轨、制度创新建立适宜于经济结构自行调整、持续调整的机制。政府从“推动发展”转变为“增进市场”。
 
     二  解决三农要着重强调规模经营、城镇建设与劳动力转移
 
     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求扩大农场耕地面积和经营规模,大量使用机械,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农业企业,并根据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农业资源开发为基础,在现有农村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基础上,把分散经营的农民组织起来,聚集、装备,调整存量,优化资源,提高农业生产率。

  推进土地使用权流转是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加速农业生产产业化前提,但实施过程中要处理好土地承包“稳”与土地使用权“动”的关系;“人”与“地”的关系。产业化的微观基础是企业,企业进入农业,第一步主要是进入农业产前、产后的经营性服务领域,而不是直接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第二步才是大面积租赁农户的承包地从事农业直接生产领域的经营。

     城镇化是人口和产业向城镇集中的现象,发达国家城镇化多数都超过70%。乡村的聚集使城镇聚集效应,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城镇发展城市设施,可使农民不进城就能享受到现代物质和文化生活。当然,城镇体系的协调发展并不会自动产生,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以促进城镇体系协调发展的尽快实现。城镇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吸纳地,要优化城镇的产业结构,立足于农村资源条件,形成独特城镇风格。

     目前中国城镇建设中存在不少问题:重引进工业企业,轻城镇生活质量,城镇规模偏小,吸引和容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低;规划标准低、结构雷同,功能定位不明确;沿道路建设城镇呈带状分布,镇区结构狭窄,基础设施建设困难效能降低。制约三农的根本是七个农民种粮三个市民买,必须把重点放在减少农村劳动力上。当农村劳动力减少,获得更多的土地和资源,以劳动力为最主要资产的农民收入就会相应提高。同时,当务农劳动力变为非农劳动力,就由农产品的供给者变为需求者,务农劳动力的收入也就会相应上升。因此只有更多农民跳出农业,才能使农业成为致富的产业,才能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变人力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是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战略问题。期待“十一五”有更多更具体的措施。
 
     三  工业经济着重强调项目带动、园区集聚、规模扩张和名牌战略
 
  重大项目建设带动能够加快工业结构的调整,增进工业效益。因此,重点建设项目的选择应以拉动经济较快增长和调整经济结构为目标,以市场为导向,本着规模大、技术高、拉动力强的要求,搞项目建设,提高产业的竞争力,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集中资源建设一批大项目,能够有效改变工业比例,提升产业层次,更重要的是能够建起一个具有广泛发展空间的、高质量的经济结构框架,为更长时期的经济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不是要弱化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而是推动市场主体,尽可能以存量推动增量,以增量带动存量,加快创新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企业落户某地并带动同产业数十家企业聚集,形成各种园区,呈现群聚效益,释放出巨大的聚变能量,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繁荣,也赢得企业自身竞争力和效益的不断攀升。“专业化分工、配套式协作”的园区生产模式,可以使企业原有的上、下配套产业形成生产网络,成为制造业先进的生产方式,使原产业可以在更大的背景下进行优化组合,毗邻而居,从而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聚集效应还表现在带动了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促进投资地产业的提升和整体经济的发展,从而更加完善产业配套功能,从而又会直接吸引更多的企业到投资。

  园区经济将成为中国企业发展的主流模式。企业集群发展的绩效已经超越基于自然资源的区位、运输成本等范畴,涵盖了集群内各参与主体间的信息与知识的交流、溢出和信用网络、创业理念、竞争文化等人文环境。
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必然使部分企业得到发展,最终成为跨行业、跨区域甚至跨国发展的大型企业集团。工业企业一般都有很高的规模经济要求和技术素质要求,只有大规模生产才能降低成本,才能形成自主开发能力,保持产品的竞争力。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存量调整为重点,在市场竞争中实施规模经济发展。

     要对具有一定发展潜力、符合经济发展方向的大企业集团,在技术创新能力建设、重点建设项目、科技开发等方面给予支持,这是经济进一步国际化和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

  名牌战略是企业利用名牌产品的优势拓展市场,利用名牌企业开发更多名牌产品,直至形成具有较大规模的在国内外市场占有一定地位的名牌企业。名牌战略是把中国的名牌企业视为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繁荣的杠杆,并将资源向其倾斜,形成规模经济,支持已有并造就更多的名牌企业。竞争中“名牌战略”将成为企业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战略,谁抓住了名牌,谁就有可能在进一步开放的市场竞争中取胜。
 
     四  服务经济要围绕生产生活服务加快就业容量大和新兴行业发展
 
     服务业发展需要围绕生产与生活服务扩大总量、优化结构。充分发挥服务业就业主渠道的作用,加快发展就业容量大的行业,同时加快发展市场潜力大、预期经济效益高的新兴服务业。把国有服务业机制创新与大力发展非国有服务业结合起来;把发展农村服务业与促进农业生产、加快劳动力转移、以及开拓农村市场结合起来;把加快城市化进程与推动服务业综合发展结合起来,努力提高产业化程度、服务质量和经济效益。
要确定“十一五”中国服务业发展的阶段性重点、方式和内容,遵循服务业和一、二产业相协调,同服务事业相促进,抓住重点带动全局,形成中心辐射全面。
 
     五  城市化建设要与产业发展、劳动力转移、区域经济联系起来
 
     城市化源于工业革命与工业化同步。工业化初期工业发展形成聚集效应使工业化对城市化产生直接带动作用;当工业化接近和进入中期阶段后,产业结构升级和消费结构变化,城市化演进不再主要表现为工业比重上升的带动,而更多表现为工业与服务业共同上升拉动的非农化。非农化又直接带动人口向城市迁移和集中。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越快,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上升越快;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作用相对较弱,因为生产结构影响着就业结构,而就业结构又直接作用于城市化进程。

     工业与服务业就业比重的上升对城市化率的上升起直接带动作用,衡量的方式是工业或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上升由此带动的农业产业增加值比重的下降率;工业就业或服务业就业比重上升由此带动的农业产业就业比重的下降率。

     城市化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和服务业转移,形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拉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现,需要向城市转移形成推力。因此,城市化过程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和服务业转移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由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数大,自然增长又快,如何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以加速城市化进程,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最艰巨的任务。

     城市化过程中需要大中型城市及城镇结合起来扩大对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吸纳。目前大城市第三产业发展仍相对滞后,中、小城市特别是新兴城镇,二、三产业发展潜力很大,关键是如何通过建立规范化的劳动力市场加快对进入城市的劳动力的配置,这需要“十一五”发展规划给出一些办法。

     城市化进程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出聚集效应,表现为区域的聚集供电、供水、通信、交通等,解决分散状态下难以解决的诸多问题。城市是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城市化本质上是一定区域人口的集中过程。区域经济的基础是生产和经营的规模化,而生产和经营的规模化又以区域的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为前提,城市化为区域非农转移创造机会。因此城市发展能够带动毗邻区域的经济发展。

     依靠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共同特点,而区域经济合作是区域间各类经济资源的合作配置。只有发挥城市在经济、科技、信息、教育等方面的作用,才能使区域经济合作更有成效。

     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扩大规模,在更大的范围内优化产业结构,有效配置经济资源,实现优势互补。

     区域经济问题中还需要强调海洋利益问题,西部开发问题,老工业基地问题。
 
     六  深化改革的重点是政府体制、民有经济发展和社保体制建设
 
     政府体制创新决定着一国的经济制度类型和总体效率状况。因此“十一五”期间必须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使行政程序合理化、规范化,实现更加公开透明,简便高效。目前,政府对微观经济特别是对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依然过多,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尚未形成,公共管理职能不清,提供有效的社会公共产品方面,政府还是个弱政府。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经济增长、社会稳定都迫切要求政府以提供有效的社会公共产品为基本目标。

     政府管理制度的创新是促进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有效发挥的前提,但是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受到多种制约。宏观层面上,需要不断完善宏观调控的体系,提高经济杠杆的调控效率,建全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指标体系,监测国家经济安全形势。微观层面上,需要政府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降低企业的运行成本,最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民有经济发展需要法律平等、政策公平的环境。因此,要形成发展民有经济的氛围,培育完善对民有经济的社会服务体系,拓宽民有企业的投融资渠道,促进民有企业走科技强企道路。

     社会保障体系是保社会稳定和广大群众利益所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有所助是人的基本需求,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使人保持对各项改革的乐观预期。社会保障还是工业革命和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平衡器”,能够促进消费稳定市场。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存在的问题,以维护社会稳定、经济健康发展。
 
     七  可持续发展主要基础设施、自然资源、环保产业发展
 
     可持续发展要以经济增长为基础,体现国家实力和社会财富,不仅要重视增长数量,更要追求改善质量、提高效益、节约能源;可持续发展要以保护自然为条件,与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保护环境,保护生命支持系统,保护生物多样性,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承载能力之内;可持续发展还要以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与社会进步相适应,提高人类健康水平,创造平等、自由的社会环境。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从基础设施建设人手,加大交通、水利、电力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载体和基础,“十一五”期间必须针对能源储备、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电力装机量、交通运输、沿海港口吞吐能力、城市基础设施适时投入。自然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人与自然资源的具体结合方式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要研究如何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合理配置并避免自然资源的浪费;同时还要研究市场经济本身在充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中的不足,促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国土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应研究和确立国土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确保国家社会经济安全的需要。

     水资源是关系一国环境与发展的战略性经济资源,是综合国力的有力组成部分。中国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形势严峻,降雨量时空分布不均,年降雨量变化较大,水多、水少、水脏情况严重。充分运用现代科技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成为最现实的问题。

     矿产资源总量中国位居世界第3位,而人均资源量约为世界均量1/2。珍惜、节约、保护资源,使经济发展有稳固支撑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必须战略。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还要针对环境问题积极发展环保产业。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浪潮声中,环保产业发展令人瞩目,已成为世界发达国家的重要产业。环保产业是为环境污染控制与减排、污染清理以及废弃物处理等方面提供设备和服务的行业,这主要是相对于环境的“末端治理”而言。而目前环保产业已发展为包括能够在测量、防治、限制及克服环境破环方面生产与提供有关产品的服务企业,能够使污染排放的原材料消耗最小化的清洁生产技术和产品。

[作者简介]崔巍(1964-),男,汉族,山东济南人,济南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首级在校经济管理研究生毕业,创建科学经济学新体系。已出版专著《商品经济学》320万字六卷本、《强国经济论》100万字四卷本;发表经济论文“社会经济形态再认识”、“现代市场经济结构论”、“政府宏观经济管控绩效”、“论市场经济机制”等50余篇,其中半数为当期刊物首篇。

来源:中国区域开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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