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的学风，一直是湖湘文化优秀的学术传统之一。早在宋代之前，湖南地区即受到经世致用之学的很大影响。其时，一些有着忧国忧民心怀、治国安邦抱负的政治家、学者，如战国时的屈原、西汉的贾谊、唐代的柳宗元等，他们在政治上受迫害之际，被贬或被放逐到湖南，但他们在逆境中仍然不屈不挠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也就将经世致用的学风带到了湖南。
到了宋代，中国经济重心实现南移，湖湘之地的经济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湖南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南宋时期湖湘学派的创立，在当时已享有“湖湘学最盛”的美誉，而经世致用的学风也发展成为湖湘文化的本质特征之一。
湖湘学派的先驱者为胡安国，他以治《春秋》之学而奠定其在宋代理学中的重要地位。他以“康济时艰”作为自己的治学宗旨，尽毕生之力治《春秋》，其意在经世致用。其子胡宏光大父业，不仅创立了湖湘学派，而且继承了经世致用的学风。胡宏认为，圣人之道，有体有用，人之为学，就必须“明体达用”、“致知力行”。湖湘学派不仅在平时治学讲经世致用，而且非常重视把它落实到为人处世的实践中。胡安国的道德、行事为其同时代人誉为如严冬寒雪中的苍松翠柏，就是一个显例。又如，张30岁时即充任其父张浚的幕僚，随父参加抗金斗争，“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其所综画，幕府诸人皆自以为不及。”吴猎、赵方等湖湘学派后起之秀也非常重视学以致用，而且在事功上还卓有成就。吴猎历任静江府学教授、校书郎、监察御史等职。开禧元年，南宋宰相韩胄分东、中、西三路发动对金战争，史称“开禧北伐”。吴猎任中路宋兵的统帅，由于他准备周密，指挥若定，中路战场取得了较大的胜利。赵方也在抗金斗争中，以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爱国热忱，建立了赫赫功勋。
宋代湖湘学派提倡的经世致用的学风深刻地影响了以后湖南近千年的学术发展。元明时期的湖南书院主教者们皆以张提出的“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民”的教育方针为指导。到明中叶嘉靖、万历年间，王阳明心学风靡全国，并波及湖南，以季本、罗洪先、张元汴等为代表的王门学者相继来湖南讲学，但值得注意的是，讲学湖南的王门学者多能遵循湖湘的经世传统，这同当时王学末流普遍的“务于空言而忽躬行之实”迥然有异。正因为它与湖湘的经世传统结合了起来，才使湖湘的王学没有出现明末王学末流所存在的道德败坏、学问空疏的陋习。特别是在万历中叶以后，作为湖南学术文化中心的岳麓书院在山长吴道行的主持下，继承宋代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以之教导学生，造就了许多人才，王夫之就是其中最有成就的一个。王夫之抨击明末学术界“离行而求知”的治学倾向，提出知行“相资互用”，二者不可分离，而力行才是根本。知而不行，等于无知。这为通经致用的学风提供了哲学上的诠释。
进入清代中叶，宋明理学由于它自身的僵化而走向全面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乾嘉汉学。一般认为，乾嘉汉学刻意于训诂、考据等，忽视对现实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但湖南的汉学家们并没有抛弃经世致用的传统。譬如被赞为“卓然为一代鸿儒”的王文清，一生治学并不惟以考据为务，其所订《岳麓书院学箴九首》就要求学生通晓礼乐兵农、时务物理以求致用。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以后，湖湘的学术主流即是经世致用之学。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宣称“清儒考证之学，盛起于吴皖，而流行于全国，独湖湘之间被其风最稀”。可以说是湖湘的经世传统促使湖湘学者能率先起来抛弃汉学。当时的湘学由贺长龄发其端，陶澍、魏源、左宗棠、胡林翼等纷纷响应。贺长龄组织魏源等主持编辑了巨著《皇朝经世文编》，辑录清朝从顺治到道光初年关于政治、刑律、边防、钱粮、服役、教育和工程等方面的奏折、记述等，此书问世后，风靡全国，“几于家有其书”。魏源又自著《海国图志》，亦以致用自期。在道光、同治、光绪三朝之际，清王朝内部面临着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的冲击，外部受到西方列强不断的侵略，呈大厦将倾之势。当此之际，帮助清王朝支撑摇摇欲坠局面的许多都是湖湘学子，正所谓“中兴将相，什九湖湘”。
湖湘文化的经世传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代湖南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甲午战后，变法声起。当时主政湖南的陈宝箴、江标、黄遵宪等多倾向维新，梁启超等又在时务学堂传习西方“致用”之学，于是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维新志士相继出现。其后，“辛亥革命前船山之说大振，不数年而清室以亡。”而在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中，湖南居多，其中又以“笃实”“力行”为信条的黄兴、蔡锷等为其杰出代表。到上个世纪初期，湖湘的经世学风又为杨昌济等学者加以继承和发扬，并影响到青年毛泽东、蔡和森等。
在今天看来，湖湘文化的经世传统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在清代末年之前，湖南学者谈“经世”、谈“致用”、谈“力行”，都被局限在政治、伦理的范围内，并不包括生产活动、科学研究和文学艺术等活动。湖湘学风的这一历史局限性也正是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历史局限性。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龚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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