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岁的经济学家冯兰瑞的住处，是北京东单和东二环之间的一个小胡同。不断蔓延的高楼中，这个独门小院的存在，本身就意味深长：当全球化和现代化冲刷一切时，仍然有人坚守着历史的河床。在资本和商业扩张的年代，安心向学又需要多大的坚韧和清醒。 

　　重阳节前夕，冯兰瑞教授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当问及冯兰瑞，她属于哪一代知识分子时，她回答说：“1934年初二被迫辍学后参加星光读书会，1937年春天参加自强读书会、救国会，勉强可以算‘一二九’一代吧。我1938年1月入党，算‘三八’式也可以。无所谓。”1940年，为了逃脱国民党的多次追捕，冯兰瑞终于前往延安。中央组织部分配她到中共中央青委参加编写青年运动史，然后便是当编辑：从张家口的《晋察冀日报》、华北军区《战友杂志》，到上海《青年报》（担任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中国青年报》、《哈尔滨日报》。 

　　如果说青年时期的冯兰瑞随革命的洪流前进，那么到1954年时，她终于有了一点自己的职业选择。时任《哈尔滨日报》总编辑的她，毅然放弃了报社的领导岗位，考入中央高级党校政治经济学专业，开始走上学术之路。 

　　1975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建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冯兰瑞亲身经历了这个只存在四载的机构的风风雨雨，她清晰地记得政研室先是同“四人帮”继而和“凡是派”展开的惊心动魄的斗争。那时期冯兰瑞与同事合作，在《人民日报》发表多篇文章，如《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此文获1984年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以后她又参加了政研室集体写作《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此文经过邓小平审阅，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于1978年5月5日于《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全国各大报同日转载，中央台即日广播。后来，他们又合作《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是一个漫长的时期，必然要经过发展程度不同的若干阶段。该文发表后被某些“理论权威”组织批判，直到中央文件阐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后，对这篇文章的指责才告结束。 

　　与冯兰瑞1940年在延安就相识的老同志李锐对这些往事评价道：“我常感到，当年从大后方去延安的女同志多矣，能够像冯兰瑞这样，如此英勇奋斗，在学术上获得如此成就，真是太少了。” 

　　冯兰瑞是国内最早研究劳动就业理论并卓有成就的经济学家。80年代初，她曾去四川、安徽、浙江三省进行经济调查。她记得有一次在芜湖，看到那些“集体家庭宿舍”，每个不到20平米的房间住着两三家人。各家一张床，床前挂着布幔“隔开”。床头地上放着煤球和炉子、锅瓢碗盏、脚盆、脸盆和便盆。几家夫妻子女男女老幼同住一室，诸多不便，经常吵架和发生矛盾，就像恩格斯描绘的贫民窟。这些情景，“促使我不能不去关心、去研究他们的劳动工资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没想到一眨眼就是20年。” 

　　那期间，她还是担任“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第一届和第二届秘书长。她认为，经团联的十年是她业余学术活动中最有意义、最富激情的10年。 

　　1993年，已73岁高龄的她，进入新的研究领域——中国的社会保障。针对当时“多家分管、条块分割、政事不分、缺乏监督”的状况，她提出应“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管理机构”。1996年她发表了《中国第三个失业高峰的情况和对策》，该文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国内外报刊转载摘登和引用的达30多家，并于1997年获《新华文摘》第一届“我印象最深的文章”作品一等奖。 

　　在新世纪，冯兰瑞的研究从城市化、允许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深入到公民的迁徙，由此2002年写了一篇题为《恢复“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的权利——对修改宪法的一点建议》，在《同舟共进》发表，并送交全国人大常委会。2003年又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论迁徙自由和宪政建设》，并被多家报刊转载。 

　　和我们说了3个小时的冯兰瑞依旧神采飞扬。85岁的她，发表、出版的著述已有400余万字，但她的大脑仍在孜孜不倦地思索。“每因杞忧添锐气，时有新绿照黄昏。”这是五年前一首祝贺冯兰瑞八十华诞的两句诗，诗句的确是她晚年境界的写照。

　　(来源：中国妇女报　作者：黄锫坚) 

编辑：轻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