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以下内容摘编自2004年7月17日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北京大学百年世纪讲堂给参加“2004年台胞青年夏令营”活动的青年台胞们做题为《我的读书教学生涯》演讲时的内容。


归来

　　我的一生就像划了一个圆，从一个地方开始，去了很远的地方，现在又回来了。

　　我回到清华园后创作了一首诗，题为《归根》：“昔负千寻质，高临九仞峰。深究对称意，胆识云霄冲。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千古三旋律，循循谈笑中。耄耋新事业，东篱归根翁。”

初恋

　　我初恋的女孩子，她现在已经不在了，叫做张景昭。她是浙江人。那个时候女同学都穿着蓝布大褂，只有她穿着红色西装，所以立刻被大家非常注意。她是数学系的学生，我父亲是数学系主任，她常常到我家里来，我父亲和母亲都很喜欢她，我猜想她大概对杨振宁也有好感。可是她对我的影响是这样的，最开始我发现我到处去打听，张景昭今天在什么地方上课，我就请假在她的教室旁边徘徊，她出来时可以跟她讲话。

　　这样一两个月以后，我自己反省了一下，觉得张景昭对我影响不好。我当时有个很清楚的确定，张景昭来以前，我自己的情绪像很平静的湖水，张景昭来了以后就变成风暴，整天使我情绪不定。最后我做出决定，这样下去对我不利，后来我就不大去看她了。我们还是见面的，可是我的情绪上平淡下去了。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在西南联大我做中学老师的时候，学到了很多东西。不止是书上的东西，还学到了到底物理研究的精神是什么？我为什么能讲这句话呢？因为每一个学问里头都有很具体的东西，可是它有一个精神，这个精神在不同的时代是不一样的，如果只是在最底下摸来摸去，不能窥全貌。你要达到一个程度，不仅在底下看得清楚，还要知道长高是怎么一回事情。那个时候我确实是学了很多东西，所以可以有一个看见全面的能力。那时候我对三个人的工作特别欣赏，第一位就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比我大43岁，后来我到美国看见过他，还跟他谈过，但是我看见他时他年纪已经很大了，所以没有跟他谈过很多的物理。另外一位叫做蒂瑞克，他比我大20岁，他是英国物理学家，后来我跟他也很熟。第三位叫做艾米。他们三位的物理学我非常喜欢，我了解到物理有很复杂的现象，但是很复杂的现象背后有很精密的定律，而他们能把这些定律精神一语道破，这是他们伟大的地方。我很幸运能跟他们有很多的接触。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的8月里，我因为考取了留美公款，我跟2二十几位同学经过印度，经过大西洋到了美国，去做研究生。其中1945年到1949年是在芝加哥大学。在芝加哥大学不仅看到了艾米教授，还有一位比他年轻的泰勒教授，我看见他的时候，他还不到40岁，已经是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后来他变得更有名，后来他被公认为美国氢气弹之父。原子弹和氢气弹是20世纪最重要的核武器，知道它的制造原理以后，后面不是理的问题，而是工的问题。但是氢气弹不一样，会造原子弹，要做氢气弹还要有窍门，这个窍门在美国是泰勒发现的。

　　我从泰勒跟艾米那儿学到很多东西，很重要的是我吸收了一点！原来我在中国所学的物理很好，但那只是物理学的一部分，因为芝加哥大学所注重的物理，也就是泰勒和艾米所注重的物理跟我在中国所注重的物理，精神不一样，虽然内容是一样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国内所学的物理学是书本上的知识，是已经做好的，就像是菜已经烹调好了，你来吃。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我从泰勒和艾米那儿所学到的不是怎么去吃这个大餐，是怎么做这个大餐。所以他们所注意的是一些还没有被了解的现象，希望把这个现象通过他们的研究可以了解归纳出来规则。在芝加哥大学是从一些还没有了解的现象里头提出它的精神，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方向，但都是重要的。一个学生在研究工作的时候，必须要把这两个方法融会贯通，这样才能有大成。

问题集锦

　　台胞：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中国国籍的人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华人有，这是不是和当前中国的研究体制有关？能不能比较一下中国与美国在研究形式方面的利弊？中国有哪些需要改进？

　　杨振宁：这个问题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这个问题的提法有点不太正确。原因是我和李政道得奖的时候，我们的护照都是中国的护照，那个时候还没有入美国籍。很多人问为什么没有华人得奖？我的回答是这样，做出很重要的工作要有很多条件，一个条件是要有很聪明的人。大家都知道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平均起来不比别的国家的人差。 
　　第二，要有好的传统。这一点我想大家也承认，中国的传统有他的坏处；可是教育下一代，对于年轻人有耐性、有忍力，都是中国传统好的地方。 
　　第三，要有决心。像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就没有决心，那时候还在讨论要不要引进西学，今天已经一扫而空，不管是台湾、香港、大陆，大家都认要一心向科学技术进军。可是这些加起来还不够，还需要有经济的支援。今天比起从前好得多，可是比起先进的国家还是差得很多。
　　资金增加以后，过一些时候，我相信在台湾、香港、大陆能够做出来得诺贝尔奖的工作，我相信一定会发生的，大家不要太着急。另外有了这个条件以后还要有一个传统，这个传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建立起来的。

台胞：您能够取得今天的物理学成就，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杨振宁：我想成功的特别条件是需要机遇，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我出生的时候，中国非常贫困，跟我同年级的有千千万万的小孩，可是他们多半连上学的机会都没有，我能够在一个被保护起来的清华园里成长，这当然是我个人的幸运。后来到西南联大，能够接受最好的大学教育。再后来到美国，能够接受最好的研究生教育。恰恰我走到了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叫做高能物理学，是当时刚刚开始的一个领域。
　　一个年轻人能够跟一个领域一块成长，他能够成功的机会是最大的。我想机遇是第一重要。当然，有了机遇还得要你自己认识到这个机遇的意义以及你自己的努力，当然你过去的经历跟你的喜爱有关系。我想每一个年轻人，第一，对他自己有一些了解，知道自己什么东西做的好，什么东西做的不是那么好。第二，要对前途、可能走的方向有一个了解。
　　这一点上，美国的学生跟中国学生有一个相当大的分别，西方的学生，尤其是美国的学生，兴趣广，东看看、西看看，这样的好处是把触角伸得广，知道哪些领域是自己容易走过去的，哪些领域容易发展。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大陆，从一开始就把学生限制到几条路上去，让他很专，这样有好处，也有很大的坏处，就是触角伸得不够广。在座的同学，我建议在你们受教育以外，能把自己的触角伸得远一点，能够看见更多的机会。

　　提问：在您的人生道路上最令人感动的事情是什么？当您站在诺贝尔奖领奖台上时，您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当您遇到困难挫折时是怎样克服的？

　　杨振宁：我想近年来我最感动的时候是1997年7月1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眼看着“大英帝国”英国退旗撤兵，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在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之中上升。我想在座的同学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可能不能完全了解我当时的感受。我父亲那一代的人跟我这一代的人，对于20世纪中国的变化所发生的自我的一个感情，是年轻人不能够了解的。因为你们不知道在20世纪初，中国是在一个怎样被欺负、被看不起的状态。所以我说1997年7月1日我在香港观礼时候的感受是最近一些年最感情丰富，感情冲动是有道理的。 
　　我一生当中遇到的困难很少，我实在是太幸运了。我跟大家讲的，我当时很喜欢张景昭，后来由于感情上的波动，那个是我一生比较复杂的一个转折点。我是幸运儿，我从来没有找事情，都是事情来找我的，所以没有失业的困难。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什么大的挫折。

（责任编辑：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