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是个多元文化的城市，它的基本元素是由三个并存的文化板块构成，即以老城为中心的民间民俗文化版块,以海河为中心的码头文化板块，以外来的入侵性的租界为中心的租界文化板块，三个文化空间并存。其中海河两岸的码头文化板块非常重要的一倔内容就是妈祖文化，它是形成天津城市的重要基础之一，与天津城市有着撕扯不断的、千丝万屡的情缘和联系。

　　天后，作为海神，在天津域内的流传过程中，逐渐演化为福佑万方、有求必应的居家保护神。可以说，这种民间民俗信仰与崇拜渗透到民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乃至城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生活的各个方面中。

　　第一、首先是在生育民俗上。

　　当时，天津民间对生育子嗣极为重视，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作为检验孝道的重要标准，认为子孙的繁衍关系家族的兴旺和发达，特别讲究“早养儿子早得济”,崇尚“五男二女”,多子多福。因此，一些婚后不育的妇女便来天后宫向天后娘娘求子。也有的老年妇女或为儿媳妇，或为女儿来此求子。即我们常说的“拴娃娃”求子习俗。

　　所谓拴娃娃，就是在送子娘娘神像前用红绒线拴走一个一寸大小的泥娃娃。

　　当时拴娃娃有两种形式：一是较富裕的人家的妇女多由道士陪伴，在众多的泥娃娃中选一个拴回家，同时留下为数可观的香资。二是生活较贫穷的人家则要背着道士悄悄地偷一个揣在怀里带回家。有钱也好，无钱也罢，道士只是睁一眼闭一眼。因此，这种风俗也叫“偷娃娃”。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人们在拴娃娃时都要默念提前为娃娃起的乳名，说：“XX,跟妈妈(或者是奶奶、姥姥)回家吧!”带回家后将小泥娃娃放在卧室内炕角边0，不能压着、磕着、碰着，也不能晾着，要用红布盖好。一旦妇女怀孕生下孩子后，方可将小泥娃娃拿出来，先得去天后宫还愿，即事先要在洗娃娃庄塑九十九个同样大小的小泥娃娃送还给送子娘娘像前，然后将自己拴走的小泥娃娃重新加泥塑成更大一些的，带回家中并在神佛龛旁边供养起来，将其视为自己的长子，而自己亲生的儿女则要排行老二。因此泥娃娃也称“娃娃大哥”或“娃娃哥”。每天吃饭时，做家长的还要在娃娃大哥的像前放置食物碗筷，年节时还要为其添置新衣服。而且每年还再到洗娃娃庄去“洗”一次娃娃，即为塑像重新加大，视为长了一岁。年复一年，娃娃大哥的形象从穿兜兜的小儿一直要“长”到留胡须的老者。与此同时，随着其真弟妹的长大，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娃娃大哥的辈份也随之增长，由娃娃大哥升为娃娃大爷、娃娃大舅、娃娃爷爷、直至太爷……倘若父母相继亡故，娃娃大哥要由真弟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永远供养着，因为人们认为所有的子孩都是由“他”带来的。

　　第二、在祛疾，主要指痘疹的习俗上。

　　痘疹是一种传染性疾病，包括水痘和麻疹(俗稿“疹子”或“天花”)。通常在婴幼儿时期发病，当时民间俗称“当差”。在科学不发达，医药条件落后的情况下死亡率极高，曾被视为儿童成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关口。当时人们面对痘疹，除了竭力去医治外，就是到娘娘宫求娘娘保佑。当时在天后宫还有好几位专司痘疹的神灵，为天后娘娘分劳的化身或是其为下的仙班神灵，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天后娘娘拯救患有痘疹之疾的儿童。这些神灵包括癍疹娘娘、痘疹娘娘、报事灵童、挑水哥哥、送桨哥哥、挠司大人、散行痘疹童子、散行天花仙女、施药仙官等等，他们虽都为痘疹之神，但各自掌握的职权不同，其形象也各具特色。

　　如癍疹娘娘，左手持一形如莲蓬的物体，上面刻有许多癍点，以此代表天花。

　　报事灵童也称“报事童子”,民间赋予他的职责是向人们通报有关天花的信息，故将其装扮成头戴紫金冠，身穿银红缎袍，外罩蓝缎大氅，项垂金锁，珍珠领围，手拿令旗，一副美丽可爱的小童子形象。

　　挑水哥哥的形象则极为普通，穿着十分简朴，呈头戴斗笠的水夫形象，身前放有一副扁担、两个水筲。人们认为他可以用挑来的神水帮助患儿浇天花，使其尽快痊愈。首然，还有说挑水哥哥是还有其它职能的，将他视为财神，这和天津民间在农历正月初二敬财神的习俗密切相关。

　　当时每到农历正月初二，天蒙蒙亮，天津的街头巷尾就有水夫(当时居民吃水全靠水夫挨家挑送)挑着柴禾和水筲挨家挨户送。柴禾都用红绸带扎着，上贴红纸条，上面书有“真正大金条”墨字。因“柴”与“财”谐音，故此举称为送财水，是天津民间新年祈福的一种方式。至今，天后宫中仍供有挑水哥哥，时常有香客和游客去触摸其筲，以祈盼财运滚滚而来。

　　挠司大人是由三位神像组成，统称“挠三大爷”。在他们跟前还立有三条黑狗，民间认为挠司大人是帮助患儿挠痒痒的，而黑狗则可以用舌头舔去痘疹，解除患儿之痒。

　　当患儿病愈之后，人们还必须到天后宫还愿,谓之“谢奶奶”。即要请来扎彩匠依照天后宫所供主司痘疹各神扎制扎彩，包括他们的衣服、冠带、仪仗和其使用的器物等。

　　第三、产生了举世闻名的皇会。

　　皇会，从文字记载上看，起源于清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本来叫“娘娘会”或“天后圣会”,是当时天津民间为庆祝天后诞辰而举办的祭祀庆祝活动。其更名为“皇会”,与清代康熙、乾隆二帝有关。据说康熙皇帝在位的六十一年中曾来过天津十多次。乾隆皇帝，在他在位的六十年中，也是来过天津几十次之多。

　　从诸多美丽的传说故事和史籍记载中，都可以感觉到，天津在当时除了其作为重要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中心的繁华都市意义外，她实在还是一个深受皇帝偏爱的游乐胜地。

　　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如此频繁地驾临天津，早就惊动了由盐商、钱商、粮商等富商大户们支持并操办的天津各色老会、圣会。皇帝每次出巡，一来一去，地方上必定要举行接驾、送驾的隆重仪式。于是乎，那些平时自娱自乐或为庙会、香会各呈演技的老会、圣会又摇身一变，成了接驾和送驾的极富特点的仪仗队。

　　过去，消息传递缓慢，而皇帝又往往是随心所欲，想几时来就几时来，想几时走就几时走，民间很难推定皇帝驾到的时间。所以，为了不误事，人们便经常演练，并在原来歌舞表演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迎送皇帝的内容(这在《新校天津卫志》中有记载)。所以有人讲，正因为沾上了“皇”字，才会有“皇会”的名称。其实，天津皇会形成的最直接原因，还是因为先后受到了康熙、乾隆二帝的封赏后才逐渐形成被称作“皇会”的。

　　有一年，康熙皇帝南巡，路过天津，浙绍乡祠的“腊鼓”被派去迎接皇上，并进行了娴熟、优美、动听的击鼓表演。康熙帝观后十分高兴，便赐给四位击鼓者每人一件黄马褂。

　　到了乾隆时，更是频繁地来往于天津。有一年乾隆皇帝南巡路过天津。他们又被派出去迎接圣驾，当乾隆皇帝看到鼓手们身穿皇马褂这一特别的装束，便知道了这道会是受到过先皇御赐的，于是亦十分高兴的赏赐给击鼓手黄衣、黄绊。之后，乾隆又觉得这个乡祠的鼓应有个好名字，它现在只称“腊鼓”有些不妥，因其只能用于迎年，不足接驾，遂御赐“挎(文献中有用“跨”字)鼓”之名。由于受到过两朝皇封，挎鼓会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不仅增加了四面大鼓，人员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以前仅局限于浙绍乡祠的人逐渐发展为当地居民共同的组织，取会名“乡祠前远音挎(跨)鼓老会”，表演者都是十多岁的儿童，成为皇会中不可缺少的一道会。

　　另外，民间还传说，乾隆皇帝下江南乘龙舟路过天津，当驶至三岔河口时，正赶上民间为天后娘娘过生日出会。这些老会、圣会得知皇上驾到，便马上涌到三岔河口边，为龙舟上的乾隆皇帝表演各自拿手节目。当乾隆皇帝看到捷兽会和鹤龄会如此精湛的演技时，龙颜大悦，遂赏赐捷兽会演员每人一件黄马褂，赏给鹤龄会的每位鹤童每人一个金项圈，赏给扫殿会龙旗两面。

　　至此，受过康熙、乾隆皇帝封赏的娘娘会就改名为“皇会”了。

　　另外，还有就在清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1年),“圣祖幸天津谒天后宫”时,民间作百戏以献神，又籍此以娱帝，故有“皇会”之称。

　　由此可见，无论怎么传，其名称都与康熙、乾隆两位皇帝有关。在当时，倘若沾上了“皇”字，那还了得吗？于是，天津皇会的名称也就愈叫愈响，以致各乡县甚至各省之间，震于“皇会”之名，届时纷纷从水陆两路涌来观看，更加扩展了皇会的名气。津门文人曾有诗描述：

　　三月村庄农事忙，忙中一事更难忘。

　　携儿偕伴舟车载，好向娘娘庙进香。

　　清代天津著名诗人樊彬亦有《津门小令》：

　　津门好，

　　皇会暮春天。

　　十里笙歌喧报赛，

　　千家罗绮平鲜妍,

　　河泊进香船。

　　皇会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严格规定的庙会形式。其筹划之精细、措施之完备、会规之严密、等级之分明、礼仪之繁缛，并非一般的庙会所具备。

　　皇会的行会更是异彩纷呈，一切仪仗装饰、人员服饰、表演技艺都力求尽善尽美，花钱费事在所不惜，务必要求其如何美丽，如何风光，融聚了天津民间各种技艺的精华。所有出会仪式、典礼庄严隆重，不厌烦如，成为当时全国各省惟一的神话盛事。

　　皇会从农历三月十五日起至二十三日天后诞辰日止，共举行九天。这期间除了十六、十八、二十、二十二日四天双日子有行会表演外，其余五天时间均为各地民众大规模地进香朝拜、贸易往来、会亲访友、看戏游观以及一些陈设老会的庙会设摆等庆贺活动。最隆重、最壮观、最热闹、最吸引人的要数四天双日子的行会活动。以致于后来民间不少人都认为皇会只举办四天，并将皇会作为民间各道老会、圣会进行行会表演的代名词。

　　农历三月十六日为“接驾日”，因为娘娘是福建人，所以在津经商的福建籍商人要将娘娘接到闽粤会馆接受娘家人的香火，视为娘娘回娘家了(后来因为许多信众又要到那里进香，人多太拥挤，就改在如意庵，如意庵有一次着火后，又迁到千福寺)。然后在十八日的时候再将娘娘送回娘娘宫。这一天也叫“送驾日”。另外，二十、二十二日两天叫“娘娘出巡散福日”,将散福于民间。需要说明的是这四天当中，在娘娘的华辇边还需有癍疹娘娘、眼光娘娘、送生娘娘、子孙娘娘四位娘娘的宝辇伴驾。

　　各道民间表演老会、圣会也要伴驾、护驾，进行精彩的表演。参加皇会行会的会的数量，每次都不一样，这与当时的经济实力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最多时可达一百五十余道会，最少则有三四十道，而且要有严格的路钱。但无论数量多少，会种是基本不变的(因为每个会种都有一至数个表演团体)。

　　如果按会的表现形式和内容割分，可将这些会种分为六种类型。

　　第一类会是指挥协调类会，即天后宫扫殿会。可以就是会中领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要负责整个皇会行会中的组织、筹备、调度、差派、请会、提会、安置等一切事务性工作。

　　第二类会是公益服务类会。包括了二十多道会，为皇会行会提供各种公益性服务。比如像净街会，就是清洁工，为皇会出会扫清路障，清整街道；梅汤会，是为参加皇会的人们提供饮品。谁渴谁喝，全部都是免费的；护棚会、防险会等是由脚行、水会等组织操办的会，都是提供防火、救险，包括防止人员拥挤造成的人身伤害、孩童走失、突发病人等意外事故方面的服务。

　　第三类是仪仗銮驾类会。

　　我们这里讲的皇会的銮驾，是一个大的概念，是依照敕封天后应有制度的一切仪仗执事。也就是说，除了标志着天后出巡使用的警戒执事外，还包括为其开道的各种仪仗组织。比如门幡、太狮、鲜花灯亭、华盖宝伞、宝鼎、宝塔等。

　　第四类是座会设摆类会。包括灯亭、鲜花会等。这类会大多是由接驾会负责，将会中华盖精美的道具、灯饰、旗幡等物品或向市内大户人家借来硬木家具、古董、字画等稀有珍品，陈列在事先搭好的大棚内供游人参观，这也是平民百姓大开眼界的好机会，故吸引众多的游人前来一饱眼福。因为座会设摆类会阵势雍容华贵,富丽堂皇，所以在以后又被列为仪仗队。

　　第五类是还愿劝善类会。这类会的承办者都是津门富户，目的是为祈求神灵保佑而许愿，或因以前许诺应灵之后还愿答谢娘娘，这类会虽无任何特定的表演，但会的规模、道具、服饰皆为上乘，无不以精美豪华而备受关注。

　　第六类是玩艺儿表演类会。民间多将这些类会的表演称“玩艺儿”,它包括了戏剧、曲艺、鼓乐、滑稽、歌舞、杂耍、武打等丰富迷人的表演内容，可以说是皇会行会的灵魂，玩艺儿会根据表演的内容和技能形式，又分为文玩艺儿和武玩艺儿。文玩艺儿包括了戏剧、曲艺、滑稽、逗哏及鼓乐等说唱、敲击表演，如莲花落儿、十不闲儿、法鼓、挎(跨)鼓等；武玩艺儿相对文玩艺儿而言则指的是歌舞、杂耍、武打等带有技巧性的表演，如高跷、杠箱、狮子等。玩艺儿会为皇会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和趣味，它也是皇会经久不衰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在几百年的传承过程中得到丰富和完善，成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间表演艺术，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花会表演。

　　皇会之所以能在天津形成这么大的规模，牵动了这么多人，达到万人空巷，百业停工，交通断绝，商人辍市，这种轰动，一方面是天后娘娘的信仰在民间具有很广泛的普遍性；一方面皇会是受到皇帝的封赏的，具有一种皇权的显赫；一方面是天津的富商大贾，包括清代的八大家等钱商、盐商、粮商等这些地方上的财神爷的倾囊相助；还有一方面是官府的认可和推波助澜，当时政府规定凡来天后宫进香或送朝拜的，都被优先照顾，乘坐的车船价钱减半，凡来参加贸易活动的也免税，而且政府还拿出资金资助皇会，无疑又吸纳了许多来此进香或进行商品交换、贸易往来的外地人，为皇会又融聚了很多的人气和财气。另外，除上述四个方面的因素外，还有三类人的作用不可忽视。一是玩儿会的，二是吃会儿的，三是截会儿的。

　　皇会的历史是漫长而辉煌的，她在经历了清乾隆至光绪末年的鼎盛时代后，由于社会政治、经济不稳定而开始走向低榖。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最后一次皇会后，人们再也看不到她那气度非凡而又娴娜多姿的风采。尽管如此，今天的天津人尤其是老人们仍然对其津津乐道，百谈不疲。因为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天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这种包蕴着生活中的历史演变、风土人情、愿望信仰、道德伦理、文学艺术等诸种文化因素为一体的，体现了人们丰富的生活情趣、乐观的精神面貌、卓越的艺术才能和对美的执着追求以及创造生活、改造自然中的集体意识和高尚品德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世世代代，年年岁岁为人们的生活凭添了意善和乐趣，振奋和抚慰了人们的心灵，将宗教般的民间信仰与是非观念、道德评价通过神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的民间盛会，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极其罕见的。

　　很遗憾这个举世闻名的民间盛会自从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后至八十年代就没有再举办过。但是值得欣慰的是公元1988年，天津举办了首届民俗文化博览周活动，在古文化街的宫前文化广场小规模地组织了这种民间花会的展示。特别是公元2001年的首届中国？天津妈祖文化旅游节，才使皇会从真正意义上得到了弘扬。

　　第四、天后文化物质载体繁荣了天津的经济，以庙聚人，以庙兴城，以庙兴市。

　　其一、形成了最早的集市——宫前集，在宫南宫北大街，至今仍能很清楚地寻觅到这种遗风。

　　其二、形成了最早的年货市场。当时，每年一进腊月，宫南宫北大街就热闹起来，年节需要的各种杂货和庙内前院的儿童玩具，吸引了大量游人。而且早年间，天后宫内就有许多由配殿改成的商业店铺，卖剪纸窗花、吊钱儿、金货(即纯金首饰)以及金鱼等都是非常有名的。清乾隆初年的诗人汪沆曾作诗描绘当时人们来天后宫买金鱼的情景：

　　元日晴光书不如，

　　灵慈宫外门香车。

　　玻璃瓶脆高擎过，

　　争买朱砂一寸鱼。

　　而街上又有空竹、绒娟花、鞭炮、剪纸、吊钱儿、肥猪拱门、各种神祃儿、香烟、干鲜货……万商云集，百货罗陈。好多摊点还都在店内前空隙处贴上“年年在此”的红纸签，一个目的是表示这地方是他早先占上的点儿，别人就不要再在这卖货了；另一个目的是让买主放心，他年年都在这卖东西，不会使人上当。

　　各个摊点几乎要到腊月三十才收摊。如今，天后宫及其宫南宫北(现在叫古文化街)仍然是春节期间天津市最大的年货市场，年味也最足，好多国内外的民俗学专家学者、游客都是选择这个时候来看天津过年风俗，在世界上都很有影响。

　　其三，天津最早的金融街也是在天后宫的宫南宫北大街。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和命脉，而天后宫及其宫南宫北大街，是天津银钱业的重要发祥地。天津银钱业向有现市和定期两种，无论是夹带免税“土宜”（即土特产）,还是从事南北商货贩运的私人商帮队伍，都必须兑换天津本地流通制钱，才能更方便地交易。所以在宫南宫北大街，最先出现了兑换银钱的钱摊和钱铺。而且由于这里市场信息最灵，所以银钱业中作现市的大都集中在这里。为了便于掌握银钱市场，以便采取适应的对策，钱业众商最迟于清道光初年在天后宫财神殿后院，自盖了一间房屋，为钱业办公之地，称钱号公所，并有金字挂牌。每月初二钱行聚会，敬祀财神。直到公元1908年天津商务总会主持的天津公沽局成立后才迁至只家胡同。

　　此外，关于天后文化对天津的影响还有很多，比如，天津女子喜着红色衣饰便是受天后影响。因为，在民间传说中，天后娘娘从小到大几乎都穿着红色衣饰。成神后，在海上搭救遇难的人时，也是身着红衣，或化作红色大鸟，或抛下一根红绳。而钦佩她的那些妇女们感念其功德，也出于仰慕，其审美情趣也随着天后滋生了变化。喜穿红衣红裤红鞋红袜，头簪红花、襟掖红手帕。

　　另外，天津的妓女来天后宫的祈祷也曾独成一景。当时，除农历初一、十五外，每到腊月大年三十夜里，便是妓女到天后宫叩拜神灵的日子。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出版的《天津志略》中有“旧历元旦，各娼妓祝祷于此，粉红黛绿，满院光辉”的记截。对妓女来此烧香还有不成文的规定，在时间上要求即在天明前必须离开天后宫。在穿着上也有定例：二、三等妓院的妓女们，要穿上红袄裤，蹬上红锈鞋，套上红裙子，披上红斗篷，围上红围脖，别上红绒花，浑身上下用红颜色装扮一新，有文人戏称之为“满堂红”。当然，由于社会的黑暗，妓女们始终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直到新中国成立。

　　天后文化的触角可以说涉及了天津城市的方方面面。让我们绝不可再轻视这种文化的辐射力、凝聚力和作用力了。为此我们作为民俗学者，作为妈祖文化的研究者，没有理由不去进行理性的思考。（天津台办）

　　（来源：津台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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