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驳陈水扁的“缺乏爱台”说
2005年底台湾“三合一”选举失败后，陈水扁加快了其“台独”步伐，在两岸关系上频繁出手：2006年元旦，他提出实行“积极管理、有效开放”的紧缩性两岸经贸政策；1月29日，他抛出以废除“国统会”和“国统纲领”为核心的三个诉求；2月6日，他又在台商联谊会上大放厥词，以相当恼怒的口吻批评台商，责怪台商只顾自身的利益，没有全局眼光，缺乏“爱台湾”的意识，甚至搬出徽商和晋商的例子，指出这两个商帮之所以雄踞商场几百年，就是因为他们的团结和有纪律，为了整个商帮的商誉和团结，个别商人就是牵涉利益再大，也会“有所为”、“有所不为”。
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一向以“修理”人为乐事，一向以具备较强的“修理”人的能力而自傲。2006年伊始，他就连连对台商出手，说明他认为台商尤其是在祖国大陆的台商已经成为他“台独”路上的“拦路石头”了！但此次他重话批评台商，实在不得要领，台商们大多不以为然。
徽商晋商最重要是大市场的培育
所谓徽商，是指明清时期徽州府籍包括其下辖歙县、休宁、婺源、祁门、绩溪、黟县等六县的商帮集团。徽人经商源远流长，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的活动记载，其后一直世代有发展，终于在明成化(公元1465年)至弘治（公元1488年）年间成为商帮集团。明嘉靖（公元1522年）至清嘉庆（公元1796年)年间，徽商以盐业垄断销售为核心，一路发展，直至鼎盛。
晋商又叫山西商人，也是明清时期崛起的一个与徽商齐名、组成成员遍及山西全省的商帮集团。晋商兴起于明初，至明中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商业资本，成为当时势力最大的一个地方商人集团；清初特别是在康熙(公元1662—1722年)、雍正(公元1723—1735年)、乾隆(公元1736—1795年)三朝时期，晋商凭借其丰富的商业经验和雄厚的商业资本，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清初到清末，晋商数百年纵横捭阖，称雄国内市场，及至嘉庆(公元1796—1820年)年间票号的问世，更是执金融界之牛耳，此时，晋商进入其鼎盛时期。晋商前后雄踞商坛五百余年，比徽商时间还长。
徽商、晋商经商方式有所不同。徽商举族迁徙到同一客地、从事同一种业务是很普遍的现象，晋商则一般很少举族迁徙，他们外出经商通常都是将家眷留在原籍；徽商讲究聚族经商，他们大修宗祠，通过宗族的尊卑长幼来加强对族众的控制；晋商则大多不强调聚族而居，而是多采用伙计制，财东聘用的经理、伙计不一定是本族人，他们的原则是任人唯贤，并多规定财东不能干预号事。徽商多具有“贾而好儒”的特点，但凡经商致富后，就会花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去教育子女，“学而优则仕”；与徽商完全不同的是，明清晋商强调“学而优则商”，他们习惯的看法是，凡“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
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徽商、晋商都是以全国为经营范围的。如果徽商、晋商不是以当时整个中国为市场，而是画地为牢、自设藩篱，仅仅局限于徽州、山西地域，则两者都不可能生存，遑论发展。祖籍徽州的胡适曾经在给绩溪县志馆编纂信函中，强调要注意举族迁徙经商的徽人的活动。他说：“县志应注重邑人迁徙经商的分布和历史。县志不可但见小绩溪，而不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局面。”胡适提出“大绩溪”的概念是很有道理的。推而广之，小徽州外有“大徽州”，小山西外有“大山西”。
到了近代，徽商、晋商先后走向衰落。虽然期间也出现过个别引人注目的“红顶商人”，可就整体而言，徽商的衰落已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并在民国初期作为一个整体淡出了中国商界。晋商也是如此。此时，徽商、晋商的团结性、纪律性并没有大的变化。他们衰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完全是封建性的传统商帮，没有及时走向近代化，面对西方商人的入侵，没有及时实现产业和资本的提升和转移，因而无力与西方商人抗衡，原来属于自己的市场份额逐步缩小，渐次萎缩，最终只有走入历史。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大潮来势汹汹，台商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如果当年徽商、晋商因为没有迈过近代化转型的“坎”而衰落，那么，台商今天必须要迈过全球化这个“坎”，否则，必然同样重蹈历史覆辙。
如果要台商接受徽商、晋商的经验教训，无非两条：1.台商必定要树立“小台湾外有‘大台湾’”的思想，如果仅仅局限于岛内，必然没有出路。而首要的是，抓住大陆市场发展的良机，培育和壮大自己。2.台商必须加快提升自己的产业层次，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壮大自己的规模，自觉抗衡和超越西方跨国公司。否则，也是没有出路。
台商团结互助在更广阔的商海里
当年，为了对付他们的竞争对手和当时的政府，徽商、晋商不得不团结起来，因此具备相当强的纪律性。当然，徽商家族极其尊崇儒学，祭拜朱子；而晋商多敬奉祖籍山西、忠义闻名的关公。尽管这两个商帮信奉的神祗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有自己内部共同的精神支柱。
如果一定要论团结性和纪律性，台商一点不比徽商、晋商逊色，只是各自所处的时代不同，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台商为了台湾经济的发展，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往来奔波，在打拼过程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建立全球性经贸网络的同时，相互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可以说，如果没有团结合作的精神，台商就没有现在的影响力，台湾经济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以在祖国大陆的台商来说，他们除了经常性开展各种联谊活动外，在台商相对集中的地方都设有台商协会，联络感情，交流信息，在商海中相互扶持，联合与当地展开各种形式的交流和沟通。他们的行动和作为为在祖国大陆的台商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作为一个整体，台商目前在祖国大陆商界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而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台资企业所形成的集聚效应更是这种团结合作精神的体现。
陈水扁图谋“绑架”台商，登上其“台独”战车，台商们不得不防。
陈水扁特别强调徽商和晋商的团结性和纪律性，不及其余，有媒体评论为历史并非其特长，而且幕后操刀之人的历史知识也让人不敢恭维。陈水扁上台后，除了“修理”人之外，另一个专长就是“骗”人。他是故意扭曲历史事实！
陈水扁讲话的另一个落脚点是批评台商们不够“爱台湾”。
虽然说商人如牧人，“逐水草而居”，追求利润是商人最大的目标。除此之外，台商总是抱有更多的“台湾心”的。但是，李登辉、陈水扁之流根本不顾台商的死活，他们鼓吹“南向政策”，却在东南亚金融风波以及台商遇到其他困难时袖手旁观；他们鼓吹“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却只见“管理”，不见“开放”；他们先说“两岸三通是必走的路”，却又出尔反尔，鼓吹“三通不是万灵丹”。台商盼望着他们“积极服务”，换来的只是“积极管理”……种种倒行逆施，怎能不让台商心寒？
陈水扁之流除了给台商设置种种障碍外，从来没有想为台商做点什么，实在没有资格提出种种要求，但是他厚颜无耻，依然这么做了。
实际上，陈水扁要台商“团结”也罢、“爱台湾”也罢，根本不是希望台商为台湾经济发展、台湾民众福祉多做点什么，而是要求台商联合起来，对抗祖国大陆，支持“台独”，图谋挟持、“绑架”台商登上他“台独”的战车，居心叵测！
只不过，台湾民众吃一堑长一智，受骗上当的次数多了后，对陈水扁的骗术已了如指掌，抗“扁”防骗能力也大大提高，台商一定对陈水扁之流也早有足够的清醒认识。
（来源：统一论坛2006年第4期 作者：卢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