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一个地方，通常最先感受的就是此地的交通。人们可以从道路的设计、交通工具的配合，了解当地有关部门的管理水平，也可以从乘客的言行举止，管窥当地居民的文明程度。记者在台湾驻点采访，少不了东走西看，对台湾的交通稍有体验，其中不乏值得大陆借鉴之处。
“接驳”的理念
台北是台湾最繁华的城市，交通设施也是全岛最好，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台北捷运。虽然去年元旦，捷运人潮拥挤，使一位乘客被滚梯扯掉头发，引起轩然大波，台北捷运广受岛内诟病，甚至连带台北市长马英九声誉受损，但坦白说台北捷运还是有不少可道之处。
台北捷运是地铁与城铁的统称。在台北，捷运已经超越了交通工具的概念，成为台北生活的一部分。
台北捷运由淡水线、木栅线等5条主线和新北投、小南门两条支线组成，全长有60多公里，贯穿全市。每天从早上6点到夜里12点，每3到5分种就有一班列车到站。搭乘捷运，半个小时就可以从市中心到市郊，便捷快速。
捷运的快速与完善的设施密不可分。每个捷运车站入口都有自动售票机，可以买单程票，也可以买充值卡，基本不需等候。进站也是自动检票，虽然只有几个进站口，但不到一秒钟就能刷卡进入，即使是高峰期也很少会排起长队。
台北市政府一直强调“接驳”的理念，也就是交通工具之间的顺利转接，不但便于人们出行，更可以充分利用资源，提高整个公交系统的效率。为了达到“接驳”的可能，公共汽车站与捷运站通常几步之遥，而且出了捷运站，在特定的刷卡机上，刷一下充值卡，两个小时内坐公共汽车就可享受免费。
“接驳”的理念，看上去简单，实质上它是从整个交通系统的角度思考，变不同交通工具间的竞争为协作，大大提升社会资源的利用率。这种系统概念也体现在其它方面，比如节假日或遇大型活动，捷运公司会适当延长作业时间，一则增加了捷运客运量，二则便于协助疏散大量人群，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
捷运也是宣传城市的窗口。每个车站入口前，都会摆有各种宣传品免费提供乘客，有演出信息，还有中英文的台北市地图，站内还设有触屏式的计算机，可以查询一些市政、生活等各方面信息。较大型的捷运，还在空余地设有低廉场租的展览厅，经常举办一些免费展览或展示，大多是公益性活动，比如有的车站常年展示故宫文物复制品，供来往乘客欣赏，我们还参加过一次著名歌星邓丽君遗物展。总之，台北捷运在便利生活方面已经超越了简单的交通工具的范畴，捷运公司充分发挥了自己客流量大的特色，兼顾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台北的公共汽车也很方便，在信义路、仁爱路、松江路、新生南路等路专门辟有公车专用道。车上没有售票员，司机既开车又验票。车前有电子信息屏，提醒人们何时拐弯，何时到站。公车也不存在甩站问题。要下车的乘客，先要按车上的提醒钮，如果无人下车和上车，司机就会不停车。我坐了几次公车都是跟着人流下车，直到有一次发现到站不停，才知道车箱中隔一段距离就有的红色按钮是下车提醒钮。
台北的私家车比率要高于北京，但很多有车族仍然喜欢搭乘捷运上下班。当然，一部分原因是市区内停车位价高难寻，另一部分原因就是捷运等公共交通方便快捷，尤其是捷运还可以免受堵车之苦，台北捷运日载客量近100万人次。这也是私家车保有量相当高的台北，堵车却没那么严重的重要原因。
倡导单车行动
台湾的机车就是我们常说的摩托车，2300万人的台湾，机车保有量达到1400辆，成年人几乎人手一部。
机车停车方便，在停车位紧俏的台北市很有优势。在其它城市，因为价格便宜，驾驶方便，更是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比如在一些人口不多的离岛，根本没有公交车，有的连出租车也没有，出行都靠骑机车。外地游客可以在当地租用机车，价格不高，每天300元新台币（相当于75元人民币）。如果不会骑机车，在这些地方可就举步维艰。
就像外人看到北京高峰期干道上的自行车一样，高峰期时，台北的机车队伍也蔚为壮观。红灯时，十字路口黑压压一片，绿灯一亮，一群机车风驰电掣，震耳欲聋。这样的街景是台湾的常见风景。但是机车毕竟存在很多弊端。尤其在城市中，速度快时，冬天比较寒冷，也容易呼吸到空气中的灰尘，所以机车骑手通常会带上口罩。台湾机车多，连带口罩生意也好，常见市场上摆着各种花色、图案的口罩出售，不但价廉而且物美，有些设计匠心独具得可以挂在墙上做装饰。一位大陆驻点记者曾经动意，要批发点口罩带回北京卖，足可以赚上一笔，当然只是说说而已，最终只是买了几个作礼品送朋友。
台北市政府近年大力推销单车，单车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自行车”。台湾称得上是世界重要的自行车生产地，但是绝大部分用于出口。岛内很少看到单车，有也通常是作为休闲娱乐的工具，比如，在一些旅游景点，会有出租的单车供游客观光健身。
台北市政府倡导单车主要是基于环保的理念，他们专门在一些地段设立了单车道，捷运公司还改造了部分车厢，使乘客可以直接推车进入。这样，人们可以从市中心携车搭捷运，到郊区骑车慢步。不过，这些措施显然也只是鼓励大家骑车健身之用，因为单车道都设在步行道上，也没有贯穿全市，达不到骑车行路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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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两岸关系》杂志2006年第2期 作者：孙立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