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康熙字典》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集小学”或“集字书”之大成，一种是“谬误百出，绝不足据。”本文分析了两种对立评价的各自依据，指出：就字典的体例、型制、规模和征引材料的丰富方面说，《康熙字典》是“集字书之大成”者，但不是“集小学之大成”者；而从注音、释义和引书方面说，《康熙字典》虽有较大成就，问题却很多，有些还很严重。因此玄烨的御制序所说的“无一义之不详、一音之不备”、“善兼美具，可奉为典常而不易者”是言过其实，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这部字典。本文对一些评论进行分析，表达了要平实进行论述，慎用断语的主张。

关键词：  康熙字典    字典    字汇    正字通

　　为参加海峡两岸《康熙字典》学术研讨会，我翻阅有关《康熙字典》评论的若干文章和辞书史著作，同时又翻阅了我参与主编的《康熙字典通解》（张力伟主编，1997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标点整理本《康熙字典》，以为有几个问题需要认真思考，以便对这部字典作出客观的评价。

一、两种相反的极端评价

　　《康熙字典》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开始编写，五十五年（1716）编成，书成后康熙皇帝玄烨写有一序。这部字典刊行于康熙年间，为内府刊本，作赏赐大臣之用。以后官府和坊间不断以木版刻印，流行了160多年以后，于光绪八年（1882）由英国人美查在上海开设点石斋书局，用照相石印印刷，《康熙字典》才更大规模地流传开来。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曾记载了这部字典的畅销情况：“闻点石斋石印第一获利之书为《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万部，不数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万部，适某科举子北上会试，道出沪上，率购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赠友之需，故又不数月即罄。”数月之内即有如此大的销售量，可以说明这部字典的影响之大。当时的读书人不如现在这么多，若按现在读书人的数量计算，求得一个合适的比例，则《康熙字典》的发行数字是相当惊人的。

　　《康熙字典》如此畅销，直到现也还有一定的销售市场，除了它的来历不凡之外，其本身的内在条件乃是决定的因素。它收字最多，重解说字形，且“音详义备”，引证丰富，并有异体、叶音、正字和考辨方面的提示，能够满足读者的需要，是使它近三百年来长销不衰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字典从现存图书来看是从《说文》开始的。而从辑佚材料看，比《说文》早一个多世纪的《训纂篇》（扬雄撰）就已经有了同《说文》的解形、注音、释义相似的体例。我在《说文解字的产生及其由来》中说：“《训纂篇》……是我们所知在《说文解字》产生前一个多世纪的字典。该书的字数比汉初《仓颉篇》多收二千四十字，系扬雄奉诏对当时小学家百余人说解文字的整理和总结。这必定是朝廷以之为统一文字训诂、促进教育文化的发展和语言文字的规范的教科书颁发的，是一部官修的权威性的字典”。（见汪耀楠《词典学研究》218页. 1990年四川辞书出版社版）《说文》以后有梁顾野王的《玉篇》，这个《玉篇》我们只能看到流传到日本的木部等部分字的残卷，和宋代的增字减注本《玉篇》是很不相同的，在字典体例的设计，多音多义的处理和征引书证材料方面和后世的字典，如《字汇》、《正字通》已经很接近了。而《康熙字典》则是在《字汇》和《正字通》的基础上编纂而成，在体例和征引材料方面又有了改进，显得更为完备了。赵振铎《古代辞书史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曾以“加”字材料比较这三部字典，而抄录仅为《字汇》和《正字通》两种。我现在把《康熙字典》的材料也一并录上：

　　《字汇》力部三画加居牙切，音佳。增也，又陵也。[论语]吾亦欲无加诸人。又施也。著也。○又叶居之切，音基。亦增也。[三略]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彊有所加。又叶居何切，音歌。[方东朔七谏]蓬艾亲入御于床笫兮，马兰踸踔而日加，弃捐药芷与杜衡兮，余奈世之不知芳何。

　　《正字通》力部三画加居沙切。音家。尔雅：重也。注：重叠也。又著也。士冠礼：三加。详冖部冠注。又姓。明正德举人加傅。又官名。后汉书东   侇传：夫馀国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皆主属诸加。又高句骊置官有古邹大加、主薄，著帻，如冠帻而无后；小加作折风，形如弁。注：古邹大加，掌宾客之官，如中国鸿胪也。又五加，药名。五叶交加者良。功用详本草纲目。又歌韵音歌，诗郑风：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音俄。楚辞东方朔七谏：蓬艾亲入御于床笫兮，马兰踸踔而日加，弃捐药芷与杜衡兮，余奈世之不知芳何。又孝经纬：三皇设言民不违，五帝画象世顺机，三王肉刑揆渐加，应世黠巧奸伪多。加叶多。古音加读若阿。子虚赋、班彪北征赋、王褒九怀皆此读。又支韵音基。三略：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彊有所加。见吴棫韵补。陈第诗古音考旁证不载。○说文：语相增加也。从力从口。按：说文泥。加从口，专训语增，非。韵会引集韵增也，读若嫁，亦非。

　　标点整理本《康熙字典》力部三画加  jiā   ㄧㄚ  《唐韵》古牙切。《集韵》《韵会》《正韵》居牙切。并音家。《说文》：语相增加也。从力、口。徐曰：会意。《尔雅？释诂》：重也。注：重叠也。《玉篇》：益也。《论语》：又何加焉。又《广韵》：上也，陵也。《论语》：吾亦欲无加诸人。注：陵也。又《增韵》：施也，著也。《礼？冠义》：醮于客位，三加弥尊，加有成也。又《韵补》叶居何切，音哥。东方朔《七谏》：蓬艾亲入御于床笫兮，马兰踸踔而日加。弃捐药芷与杜衡兮，余奈世之不知芳何。又叶居之切。音姬。《三略》：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彊有所加。

　　从“加”字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康熙字典》和《字汇》《正字通》的渊源关系。除了征引字韵书材料较多外，音义例与《字汇》是相同的，用现代的标准看，这个“加”字的编写，已属侵《字汇》的权了。

　　字典是编纂性质的工具书，这样的依循旧例是允许的，《康熙字典》毕竟是在《字汇》和《正字通》两书的基础上有了提高，加之它的特殊背景，所以声誉鹊起，“集大成”是最有代表性的评价。清周中孚说它“集古今小学之大成，垂昭代同文之至治，后之言声音文字者，莫能出其范围已。”（见《郑堂读书记》下册补逸八）
《康熙字典》“集大成”一说，首见于这部字典的凡例，说的是音切：“集古今切韵之大成，合天地中和之元气。”

　　用“集大成”一语评价的还有很多，如张元济、刘叶秋和《康熙字典通解》凡例、标点整理本《康熙字典》前言。不过这几种“集大成”不是说的“小学”，而是说的字书或仅限于《字汇》和《正字通》。

　　张元济是我国现代出版业的前辈，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他在《节本康熙字典序》（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中有一段热情洋溢的评价：余自束发受书，案头置一《康熙字典》，遇有疑义，辄繙阅之。其于点划之厘正，音切之辨析，足以裨益写读者殊非浅鲜。后出诸书,陈义多所增益，然于形声二事，殊不能出其范围。且蒐罗之备，征引之富，尤可谓集字书之大成。

　　刘叶秋在《中国字典史略》（1983年中华书局版）中则谓《康熙字典》“完全仿照梅膺祚《字汇》、张自烈《正字通》的体例，沿用其二百一十四个部首……首列总目、等韵、检字、辨似等附录，末附补遗、备考；在前两书的基础上，集其大成，又作了一些改进。”

　　《康熙字典》是“中国古代字典的集大成之作”（见《康熙字典通解凡例》），“被誉为《说文》、《玉篇》以下历代字书的集大成之作”（标点整理本《康熙字典》）。这一类叙述定性的评价已成常语。

　　我们知道，字词典是由字头、词目及其编排、注音、释义、例证和某些提示以及检索附录等组成的。这些内容是综合性的大型字词典必须具备或大部具备的，而规模小的，仅限于或侧重于某一方面的字词典，则不一定会包含这许多方面。《说文》之作，在求造字原理、造字本义。韵书之作，在明音读，《玉篇》及唐代的《字典》和明代的《字汇》、《正字通》，可以说是综合性的语文字典了。上述构成字典的各方面内容或因素，在《字汇》、《正字通》两部书中已经反映得较为完备。而《康熙字典》则一仍《字汇》、《正字通》体例之旧，处理得更为完善合理，加之收字全、征引丰富，辨析较精，且由皇帝创意，由朝廷组织数十人之力，完成这一巨制，这样就从客观条件上为这部字典超越《玉篇》、《字汇》和《正字通》提供了保证。

　　从字典的体例、形制和征引的文献材料方面看，说《康熙字典》是集大成，并不为过。经《康熙字典通解》处理，这部字典已和现代字典的形制相去不远。如：
宛 古文：
（一）（wǎn ㄨㄢ音碗）《唐韵》《正韵》于阮切，《韵会》委远切，并音琬。
①（屈草自覆。）《说文》：“屈草自覆也。”
②又（好像，如历历在目。）“宛然”，犹依然。《诗？秦风》：“宛在水中央。”《注》：“宛然坐见貌。”《魏风》：“好人提提，宛然左辟。”《注》：“宛然让之貌。”
③又，丘名。（凹下，低洼之意。）《尔雅？释丘》：“宛中，宛丘。”又：“丘上有丘为宛丘。”《注》：“宛谓中央隆高。”

（二）又，（yuān ㄩㄢ音鸳）平声。《玉篇》《集韵》《类篇》并于袁切，音鸳。
①“大宛”，西域国名，去长安万二千五百里。
②又，县名。《一统志》：“宛，本申伯国；春秋时属晋，战国为韩宛邑，秦为宛县，汉因之，明属南阳府。”
③又，姓。《左传》：郑大夫宛射犬，楚大夫宛春。

（三）又（yuàn ㄩㄢ音苑）去声。于愿切，音苑。
小也。《诗？小雅》：“宛彼鸣鸠。”《注》：“宛，小貌。”

（四）又（yù ㄩ音郁）入声。纡勿切，音郁。
（通“郁”。）《史记？仓公传》：“寒湿气宛。”与“苑”“郁”通。
[异读]又，叶于云切，音熅（yùn）。《前汉？班固叙传》：“汉武劳神，图远甚勤，王师單單，致诛大宛。”
宜 古文：yí   音仪）《唐韵》《集韵》鱼羁切，《韵会》疑羁切，并音仪。
①（合乎情理为宜，适宜，恰当的事物。）《说文》：“所安也。”《增韵》：“适理也。”《易？泰卦》：“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礼？王制》：“齐其政不易其宜。”又《左传？成二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注》：“职方氏所谓青州宜稻粱，雍州宜黍稷之类是也。”
②又（和顺，相宜。）《诗？周南》：“宜其室家。”《传》：“宜者，和顺之意。”
③又，（适宜的事。）《尔雅？释诂》：“宜，事也。”《诗？大雅》：“公尸来燕来宜。”《毛传》：“宜其事也。”
④又，（合适，应当。）《玉篇》：“当也，合当然也。”《礼？乐记》：“武之迟久，不亦宜乎？”
⑤又，祭名。（祭祀土地之神。）《书？泰誓》：“类于上帝，宜于冢土。”《注》：“祭社曰宜；冢土，社也。”《礼？王制》：“宜乎社。”《注》引《尔雅》：“起大事，动大众，必先有事乎社，令诛罚得宜。”
⑥又，州名。古百越地，唐置粤州，改宜州。
⑦又，姓。《正字通》：“元宜桂可，博通经史。”
⑧又，通作“仪”。《前汉？地理志》：“伯益能仪百物。”“仪”读与“宜”同。
[异读] 又，叶五何切，音俄（é）。《诗？鄘风》：“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叶上“佗”下“何”。
[辨正]按《音学五书》宜古音鱼何反。宜字《诗》凡九见，《易》一见，《仪礼》一见，《楚辞》一见，并同。后人误入五支韵，据此，则又非，但叶音矣！
[异体]《集韵》：“  ，隶作宜。”
这两个字可以比较完整地反映《康熙字典》的风貌。

　　另一种是相反的评价。章炳麟、蟫魂、黄侃、陆费逵、钱玄同、万国鼎、黄云眉、王力等人对《康熙字典》都进行了严肃的学术批评，而措辞最为尖锐的莫过于章炳麟、钱玄同和黄云眉。章炳麟说它是“朽蠹之质不足刻雕”（《检论》卷四《清儒》），钱玄同说“字典一书，缪误百出，绝不足据。”（见王森然《钱玄同的一封宿》，载1982年3月1日《光明日报》第4版）又说《康熙字典》与《佩文韵府》是“两部劣书”，是“瞎凑杜撰，诸恶毕备，连钞书都不会，离不通还很远”的作品。他甚至还批评了一些褒扬《康熙字典》的人：“而不学之徒竟惊其博赡，奉为典要，甚至拾西人之唾余，认那两部劣书为中国辞类的宝库，以为今后编纂辞典，当以那两部劣书为主要之资料。”（见《辞通钱序》）黄云眉说它“百孔千洞，决非区区补缀所能为役；而呰窳老旧之范型，亦愈见其扞格不适用。”（《清代纂修官书草率之一例——康熙字典》）

　　我乐意读辞书评论，尤其留意批评辞书名著的文章。上述各家对《康熙字典》的批评斥责都是有理有据的，从他们的分析批判中可以获得许多知识，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

　　上文说过，大型字词典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如收字、收词及其编排、注音、释义、例证、提示和考辨以及检索、附录等。凡是有过编纂大型字词典经历或是从事训语、语言文字教学与研究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找字词典的毛病，从某一内容作系统的批判不是难事。王引之奉敕撰《字典考证》，发现引文错误2588条；日人渡部温以七年时间撰成《标注订正康熙字典》，考异1930余条，订误4000条；王力《康熙字典音读订误》订误不下5000条。再加上黄侃、黄云眉、高树藩、刘叶秋、张涤华、钱剑夫等人的考辨，《康熙字典》之误被指出的就有15000条之多。钱剑夫“据《字典考证》和近人所指出的错误，并参以个人的一点校录”，就归纳了17个方面的错误：不举篇名、不举书名、不考原书、不知溯源、篇名极多错误、书名错误，人名亦误、书名相互混淆（下含4条：本来是A书的文字，B书似有实无，却误引为B书；本来是A书的文字，B书虽有实异，也误引为B书；本来是A书的文字，而且是B书绝对没有的，却毫不思索地引为B书；因为篇名相同，而将A书误为B书）、误记年数、两种毫不相干的书也常相混，文字并有差异、误以正文为注、误以注为正文、误以疏为注文、杜撰注文、断句错误、意改原文，致违原意、妄节原文，大失原意、注解杂引诸书，乱添复词，极为繁琐。（见钱剑夫《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第二章第四节，商务印书馆1986版）。张涤华在《论《〈康熙字典〉》（见《张涤华语文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一文中对该字典的各个环节都作了正反两方面的评论，如字形的解说，古文和异体字的收列和处理、注音、释义、引证，无不如此，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都说得平实可信。说《康熙字典》的引例之失，有“杜撰”“张冠李戴”“妄增”“妄删”“乖谬”“误断”“误脱”“误记”诸语，且有“校订粗疏，错字满纸……鲁鱼亥豕，泛滥成灾”，“粗枝大叶，一至于此”的感叹。

　　黄侃和王力从音读方面对《康熙字典》进行了批判。黄侃在《论康熙字典之非》（《制言》第四十期）中批评《康熙字典》有四弊：“古今杂陈，然否不辨。吴棫、杨慎之说本非定论，而亦取之，一弊也。《正韵》之书，乃昔人所云当代不行之典，于今不用之仪，牵取入书，转为审音之障碍，二弊也。所引《唐韵》，清世久无其书，何所依凭，辄造此目？三弊也。引《广韵》、《集韵》多与原书不附，未知乡（向）壁造之，抑将别有善本？四弊也。”

　　王力《康熙字典音读订误》（中华书局1988年版）是一部563千言的大著，在《序》中，按注音错误的性质分为八个方面：（一）反切的错误（下含七点：（1）误用《正韵》的错误反切。（2）误用《韵会》的错误反切。（3）误用《字汇补》等书的错误反切。（4）误用今本《广韵》的错误反切。（5）误用今本《集韵》的错误反切。（6）《康熙字典》的错误反切。（7）不合反切原则。）（二）直音的错误（下含五点：（1）声母的错误。（2）韵母的错误。（3）不依字的一般读法注直音。（4）入声与平上去声对应的错误。（5）误以后代的音读为直音。）（三）同音歧为二音，二音混为一音。（四）张冠李戴。（五）以方音乱正音。（六）抄错了韵书。（七）避讳。（八）叶音问题。

　　王力和黄侃的音韵学观点不同，但在对待《康熙字典》注音的分析批判上却是大体相同的，如对掺杂有南方方音的《洪武正韵》，都持否定态度。

　　上面我介绍了在引例和注音方面学术界对《康熙字典》进行批评的情况，释义是字词典的核心，《康熙字典》的问题也是很多的。黄侃批评它是“字之本义、引申、假借，无所甄明，先后失次”（见《论康熙字典之非》），陆费逵《中华大字典序》说它“一义之释，类引连篇；重要之义，反多阙漏。”赵振锋认为他们的批评是“是非常中肯的”，并且举“坐”、“加”两字作了进一步的说明（见《古代辞书史话》）。张涤华在肯定了《康熙字典》释义的成绩之后，对所存在的问题也从“解释不科学”“古今义杂糅不分”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至于编排、辨字、异体等多方面的情况就不一一叙说了。

二、对《康熙字典》应有的评价

　　从上面的两种相反的评价及客观地分析《康熙字典》存在的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出，说《康熙字典》是“集大成”者，多偏重于规模的宏大和体例的完备和音义例材料的丰富，说《康熙字典》“百孔千洞”“绝不足信”者则偏重于注音、释义和引例的谬误和疏失。

　　立下“应有的评价”这一子题颇有些居高临下的意味，似乎是要在对立的观点中充当一个仲裁人。在学术研讨中好下断语，自以为高是不可取的。我偏好中庸之道，因此对对立的双方都不会作出是非然否的绝对评价。梁人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慨叹知音其难，提出不偏于爱憎，“评理如衡”的批评原则，做起来是不容易的。这是我要声明的一点。

　　另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事物，而不能用已经发展进步的现当代的标准去硬套，而论其短长。

　　对历史事物我们需要的首先是纵向的比较。就《康熙字典》而言，它既是字典，我们就要与东汉的《说文解字》、梁代的《玉篇》、宋代的《广韵》、《集韵》、增字减注本《玉篇》和明代的《字汇》和《正字通》等进行比较，看《康熙字典》是不是吸收了这些字韵书的长处，是不是在体例的科学，内容的完备和形制的合理程度等方面，集历代众字韵书之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从这一层说，张元济所说的“集字书之大成”，刘叶秋所说的“在前两书（指《字汇》和《正字通》）的基础上，集其大成，又作了一些改进，”都是有道理的。

　　但是周中孚说《康熙字典》“集古今小学之大成”却言过其实。

　　什么是“小学”，小学包括字书之属、韵书之属和训诂之属三个方面。《康熙字典》在注音方面“做得比较差”（张涤华《论康熙字典》语），黄侃所说的“四弊”和王力所作的“订误”足可说明问题。而就义项、释义而论，《康熙字典》并未能做到充分吸收历代训诂的成就而形成集大成的成果。

　　我们不能用后世才取得的成果来要求《康熙字典》，如乾嘉时期在文字、音韵、训诂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远在《康熙字典》之上，但是我们有理由用《康熙字典》以前已经取得的成果来比照《康熙字典》。《康熙字典》有叶音一项，如“安”“又叶乌前切，音烟。”“又，叶于真切，音因”，各有举例。叶音是宋人朱熹所首创。明人陈第的《毛诗古音考》，明清之季顾炎武的《音学五书》都是反对叶音说的。朱熹因不明古音而创此说，陈第、顾炎武因考古音而批判此说，且完全正确，而《康熙字典》取非弃是，是一种倒退。从释义方面看，义项的缺漏很多，我们只要看过阮元主编的《经籍纂诂》和近年出版的《故训汇纂》（钟福邦、陈世铙、肖海波主编，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对比一下《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就会发现《康熙字典》在吸收以前的训诂成果方面还有不少的问题。

　　我长期从事辞书编纂和理论研究，知道个中艰辛，对大型字典词典编纂出现的大量的问题会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同情心。清人藏镛堂在《经籍纂诂序》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论其大端，实足为有功经学之书；倘不知者指其小舛支支节节而议之，是欲擿泰山之片石，问河海于断潢矣，又乌足与语学问之事哉？”这颇有封人之口，不让人批评的意味。但是他强调大端却是有益的。评价《康熙字典》也宜如此，把《康熙字典》说得一无是处是偏激的，与事实不符的。

三、玄烨序和辞书学史家的断语

　　康熙五十五年（1716），玄烨为这部由他提议，由朝廷组织编写的字典写了一篇约700字的小序。这篇序，叙述了历代字韵书的缺陷，对这部字典作了评价：“无一义之不详、一音之不备”，“善兼美备，可奉为典常而不易者”，因此“命曰字典”。

　　这是皇帝的定调，不能改变的。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先于《总目》刊刻），都本着这一定调措辞。纪晓岚是一位博学多才，聪明绝顶的人，在《总目提要》中，除详述《字典》的体例、历代字韵书的局限外，对《康熙字典》的评价主要是引御制序：“御制序文谓古今形体之辨，方言声气之殊，部分班列，开卷了然。”评论语仅“信乎六书之渊海，七音之准绳也。”近乎套语。而在《简明目录》中却是另一番表述：

　　《康熙字典》四十二卷。康熙五十五年，大学士张玉书等奉敕撰。凡十二集一百十九部。根据六书，蒐罗百氏。每字详其声音训诂。皆先今韵，后古韵，先正义，后旁义。又备载古文，以溯其本；兼列俗体，以订其讹。义例精密，考证赅洽。自《说文》、《玉篇》以下，历代字书，此其总汇矣。

　　在《总目提要》和《简明目录》刊刻的前几年，（乾隆四十二年，即1777年）发生过一起因对《康熙字典》有“悖逆之词”并不避圣祖世宗庙讳及御名的王锡侯被满门抄斩的事件。王锡侯感觉《康熙字典》有“穿贯之难”，就自己按义分类编排撰写了六十卷的《字贯》，却酿成了一桩千古奇冤的惨剧。乾隆在这件惨剧中是极其残忍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简明目录》的作者能不知道，并诚惶诚恐地对待《康熙字典》的评价吗？我以为批他们只会说“恭维”话是没有必要的。《总目提要》和《简明目录》并没有蓄意恭维和拔高，其评价反不如我读到过的一些现代理论和史评文章。“自《说文》《玉篇》以下，历代字书，比其总汇矣”是相当得体的评价。
我案头有好些种字典史辞书史和辞书学史著，在为《中国辞书学史概略》（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出版）写的《序》中，最后有一段话：

　　史书对研究对象的判断、评价，往往会为后世学人所采用、称引。这就要求史家在对研究对象作出判断、评价或在援引某些例证时慎之又慎，稍不留心就有可能造成差错。我以为读者，本专业的学习研究者，对这一层都是应予注意的。

　　说这话是有感而发。钱剑夫《中国古代字典辞典概论》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字典这个名称是清代《康熙字典》最初使用的”。邹酆《〈康熙字典〉编纂理论初探》说：“‘字典’概念萌芽于《字汇》，形成于《康熙字典》。”（见《辞书研究》1998年第2期）在钱先生之前有没有人说过，尚不得而知，但持这种说法的似还有他人。事实是唐代就有人引用过《字典》一书，只是未流传下来，是很可惜的。本无其事而作此说，立此论，这和《韩非子》所说的“郢书燕说”无异。

　　《康熙字典》为后人所病诟，与玄烨序和《凡例》的一些过头的断语也是有关的。这种过头的断语，很自然成了后人批评的话题，而且很容易举出事例来作证明。
我曾留意过许多著作的序跋，有不少字典辞书和其他著作的序都要说明本书写作的缘起，对前代相关的著作做一番批评，时时会出现一些定性的断语。这些断语或关涉评价，或关涉史实。对评论对象研究不透，对史实的了解不全，必然会作出错误的或片面的判断。这种判断若被人引用，就以讹传讹，贻害无穷了。

　　应当提倡那些平实的研究和评论，王力在《康熙字典间读订误》自序的末尾写道：《康熙字典》编者不止一个，他们的音韵知识水平不一样，有的注音工作做得很差，有的做得较好。例如虫部、衣部，错误最少；又如目部平入相应，做得最好。这是不可一概而论的。

　　“不可一概而论”是做学术批评的一条重要原则，王力、刘叶秋、张涤华、钱剑夫、赵振铎等诸位我熟识的先生的字典、辞书论著，都是以深入的研究为基础，对《康熙字典》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我们应当取这种态度。

2007年3月11日
于武昌沙湖之滨

作者：汪耀楠

编辑：妮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