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朱子集宋学之大成，着为《四书章句集注》。朱子殁未久，蒙元入主中国，有识之士多绝意仕进，隐逸山林，著书以终。其所读之书，多为朱子之作；其所著之篇，亦多是研究朱子学说之心得。其中尤以《四书》类著述，最为重要。论者多以元儒《四书》类著述仅在发明疏释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而已。实则元儒治学崇尚务实，其订补朱子《集注》，多有所据，非仅依人为学，墨守旧说而已。元代《四书》类著作有其继承之一面。也有其开创性之一端。今取元儒许谦为例，盖许谦为金华学者，最得朱子之正传，但细看其《读四书丛说》一书，既有推尊朱子、发明朱子者；更有补充朱子、订正朱子者。许谦如此治学成果，固然是他个人深造所得，尤其受他的老师王柏、金履祥的影响。本计划将就元代《四书》类著述状况、许谦生平与著述、许谦对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因袭与开创等方面作多方探讨，希能补正一般经学史轻忽元代的偏见，有助于元代《四书》学之深化。

　　关键词：元代、《四书》、许谦、《读四书丛说》

一、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与元代《四书》类著作概说

　　《四书》之学，二程表章于前，朱子（1775～1849）集结于后，所著《四书章句集注》﹙以下简称《集注》﹚ ，积平生之力为之，至垂殁之日，犹考订《大学诚意章》注。朱子曾说：

　　某于《论》、《孟》，四十余年理会，中间逐字称等，不教偏些子，学者将注处宜仔细看。……某所解《语》、《孟》和训诂，注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字字为咀嚼过。此书某自三十岁便下功夫，到而今改犹未了，不是草草看。

又说：
《论语集注》如秤上称来无异，不高些，不低些。
《四库全书总目》也说：
大抵朱子平生精力，殚于《四书》，其剖析疑似，辨别毫厘，实远在《易本义》、《诗集传》上，读其书者要当于大义微言，求其根本。
这部不教偏些子，不高些，不低些，如秤上称来无异，殚平生精力的《集注》，无疑地是朱子一生学问的代表作。

　　值得一提的是，朱子释经，推崇汉儒，以「简单明了」为上，他曾说：
盖平日解经最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义，自作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说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将注与经作两项功夫做了，下稍看得支离，至于本旨，全不相照。以此知汉儒可谓善说经者，不过只说训诂，使人以此训诂玩索经文。训诂、经文，不相离异，只作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长也 。

　　注释要留余韵，让人玩索，不可自作一片文字，勿迭床架屋，是朱子注释的原则，也造就了《集注》简约精当的特色。因此读《集注》者，非用心揣摩，实难明白其中义理，而学者也有了发挥的空间。陈普（1244～1315）说：文公《四书》，大意精义，发明抉剔，似无余蕴，今细详之，则其引而不发，留待后人者尚多。 
《集注》「引而不发，留待后人者尚多」，正是元代诸儒可以努力所在。

　　元代学者承继宋学，身处异族入主之时，多绝意仕进，潜心于学。而其治学先后顺序，据汪克宽﹙1304～1372﹚云：《四书》者，六经之阶梯，东鲁圣师以及颜曾思孟传心之要。……而我紫阳子朱子，且复集诸儒之大成，扩往圣之遗蕴，作为《集注》、《章句》、《或问》，以惠后学，盖皜皜乎不可尚已。

　　汪克宽以进学的阶梯是：欲读六经，先自《四书》，要读《四书》，须从朱子《集注》。所以解释辨明《集注》之作，泉涌蜂出，不可胜数。今《四库全书》所收元代学者所撰《四书》类著述虽然只有十一部 ，但据倪灿﹙1627～1688﹚、卢文弨﹙1717～1795﹚《补辽金元艺文志》著录，元人所撰《四书》类著述多达五十二部，七百余卷 。傅武光所著《四书学考》，考得元代《四书》类著述凡八十四部，这八十四部著作中，以「宗朱之类」中「旁采众家羽翼集注」之「主发明义理者」一类最多，共计四十六部，占元代《四书》类著述过半 。元儒许谦（1270～1337）《读四书丛说》八卷 （以下简称《丛说》），即属此类。

　　因此若说元代是接续宋学的时代，是推重朱子学说的时代，更是发明朱子《集注》义理的时代，殆不为过。

二、许谦及其《读四书丛说》

　　《元史．儒学列传》所列诸人中，以许谦最得朱子之正传。盖朱子女婿兼高弟黄干（1152～1221）知浙江临川（今杭州），何基北山（1188～1268）从之学，何基于盘溪讲学，王柏鲁斋（1197～1274）、金履祥仁山（1232～1303）登门受教，许谦白云又学于金履祥，这四人均金华人，他们都隐逸不仕，一生著述讲学，发扬朱子之学最为有功 。明末黄宗羲（1610～1695）纂修《宋元学案》，立＜北山四先生学案＞，黄百家说：勉斋之学，既传北山，而广信饶双峰，亦高弟也。双峰之后，有吴中行、朱公迁，亦铮铮一时，然再传而不振。而北山一派，鲁斋、仁山、白云，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而柳道传、吴正传，以逮戴叔能、宋潜溪一辈，又得朱子之文澜，蔚乎盛哉！是数紫阳之嫡子，端在金华也。

　　「北山一派，鲁斋、仁山、白云，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隐然此四位先生为朱子学之正宗。四位先生中，何基、王柏、处于宋末，金履祥则处于宋元兵马倥偬之际，许谦纯为元代儒者，他讲学长达四十年，学生千余人，于元代彰显发扬朱子者，非许谦莫属。故宋濂（1310～1381）云：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殁，其学犹未大显，至谦而其道益着，故学者推原统绪，以为朱子之世适 。

　　视许谦「以为朱子之世适」，可见他在元代的学术地位。尤其他一生讲学著述，其著作甚为可观。他除了句读九经、《仪礼》及《春秋三传》外，流传至今的著作有：《读书丛说》六卷、《诗集传名物抄》八卷、《读四书丛说》八卷、《许白云先生文集》等。值得注意的是，许谦的著作大多是以朱学为中心，发挥补充朱子之说，本传说他：读《四书章句集注》，有《丛说》二十卷；……读《诗集传》，有《名物抄》八卷；读《书集传》，有《丛说》六卷。

　　可见他一生撰作都以朱子学说为中心展开，是深具朱学正统色彩的学者。
许谦曾说：圣贤之心，尽在《四书》，《四书》之义，备于朱子。顾其言辞约义广，读者或不能悉究其义，以一偏之致自异，初不知未离其范围，其可以易心求之哉？
所以，他对「辞约义广」的《集注》真是不敢「以易心求之」的。至于他疏解《集注》的具体方法，据吴师道（1283～1344）说：今观《丛说》之编，其于《章句》、《集注》也，奥者白之，约者畅之，要者提之、异者通之。画图以形其妙，析段以显其义，至于训诂名物之缺，《考证》补而未备者，又详着焉。

　　所谓「今观《丛说》之编，其于《章句》、《集注》也，奥者白之，约者畅之，要者提之、异者通之。画图以形其妙，析段以显其义」，都足以说明许谦巨细靡遗地发挥朱子之说；「训诂名物之缺，《考证》补而未备者，又详着焉。」则是称许谦能辨明补正朱子之不足。许谦既得朱子之正传，为朱子之世适，一生为学均围绕朱子之说展开，他有功于朱子自不待言。当我们细读《丛说》，除了叹服许谦不余遗力地宗法朱子，羽翼发明《集注》义理外，也会发现书中有相当数量内容援引古注、偏重训诂考证的务实学问，其目的除了证成《集注》外，更要补充订正《集注》。许谦曾说自己治学的态度：于书无所不读，穷探圣微，虽残文羡语，皆不敢忽；有不可通，皆不敢强；于先儒之说，有所未安，亦不茍同也。

　　如此不敢忽、不敢强、不茍同的治学态度，最具博学思辨的精神。

　　因此许谦《丛说》之于朱子《集注》，固有其因袭继承的一面，也有其开创辨明的一方。以下即就此二方面，于《四书》中各举一例证说明之。

三、许谦《读四书丛说》因袭朱子《集注》之部

﹙一﹚、《读大学丛说》阐释发明朱子《大学章句》之例

　　朱子《大学章句》对《大学首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一句的解说是：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集注》，页3﹚

　　许谦据之发挥作：《章句》：「人之所得乎天」原「明德」之所从来；「虚灵不昧」解「明」字；「具众理应万事」解「德」字。「虚灵」正说，「不昧」反说，作一贯看。下惟虚故灵，虚是体，灵是用；惟虚灵故不昧，虚灵是体，不昧是用；惟虚灵不昧，故能具众理，虚灵不昧是体，具众理是用；惟其具众理，故能应万事，具众理是体，应万事是用。又分看惟虚灵，故能具众理；惟不昧，故能应万事。「人之所得」至「万事者也」是「明德」正训，下三转却是说上「明」字，但为气禀至有时而昏，原其所当明。「然其本体」至「未尝息者」，证其所可明，下言明之之方；「复其初」言明之之效。（《丛说？学说》，页11a）

　　许谦层层说解《大学章句》，除把朱子所注与经文相呼应外，更以「体」、「用」解说朱子注文各句关系，如此为之作会通，为之析关联，真是极其详尽之能事。

﹙二﹚、《读中庸丛说》阐释发明朱子《中庸章句》之例

　　《中庸》第二章「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许谦此章共五条解说，第一条先以《语录》发明经义：《语录》：「君子而时中，与《易传》：『中重于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如君子而时中，则是中无不正；若君子有时而不中，即正未必中。此说极好，比并体认。」（《丛说？中说上》，页8a）

　　援引《语录》来发明「中」难于、重于「正」的涵义，是用朱子之言证成朱子之注的方法，此一方法在《读四书丛说》中甚多，也极具说服力。朱子当年作《集注》时，也常与门人弟子相互讨论，这些数据多存在他的文集、语录中，可相互发明补充。宋末至元，诸儒也常用此一方法疏解《集注》，如赵顺孙﹙1215～1277﹚《四书纂疏》、卢孝孙《四书集义》、刘因﹙1249～1293﹚《四书集义精要》等，都用如此方法。《四库全书总目》云：朱子为《四书集注》，凡诸人问答，与《集注》有异同者，不及订归于一而卒，后卢孝孙取《语类》、《文集》所说，辑为《四书集义》，凡一百卷 。

　　许谦师尊何基曾说：《四书》当以《集注》为主，而以《语录》辅翼之。《语录》既出，众手不无失真，当以《集注》之精微，折衷《语录》之疏密；以《语录》之详明，发挥《集注》之曲折。

 　　「以《集注》之精微，折衷《语录》之疏密；以《语录》之详明，发挥《集注》之曲折。」把《集注》与《语录》的关系绾结得甚好。钱穆﹙1895～1990﹚也说：
《论语集注》最好也有一疏，更好是用朱子的话来自疏其《集注》。

　　虽是就《论语》而言，其实四子书均是如此。

　　许谦对本章五条说解，后三条几乎全在发明《章句》义理。如第三、四条：
《章句》曰：「随时以处中」，又曰：「中随时而在」，此「随」字含两意，谓君子每应事之时，各随其事以处乎中，是一日之间，事事而处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应之如此为中，他日应之乃如彼为中，是一事各于时宜不同者处乎中也。
《章句》二「又」字是眼目。（《丛说？中说》，页8a）

　　把上述文字和《章句》作比较：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小人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忌惮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集注》，页19）

　　很明显地，许谦所云都是为朱子的《章句》作诠释、条畅与提示的工夫，正是吴师道所谓「《丛说》之编，其于《章句》、《集注》也，奥者白之，约者畅之，要者提之」的功用。

﹙三﹚、《读论语丛说》阐释发明朱子《论语集注》之例

　　在〈 为政篇？不器章〉中，经文仅四字「君子不器」，然「器」字之意，辞约义隐，《集注》融会诸家之说，注曰：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材一艺而已。﹙《集注》，页57﹚

　　许谦更推阐之云：「体无不具」，谓明尽事务之理，以全吾心之所具。「用无不周」，则事务之来皆有以应之，而无纤毫之差失。用之周，如为赵、魏老，滕、薛大夫无不可。大之，则乘田委吏，以至立道绥动，所存皆神体之具也。用之不周，如黄霸长于治民，为相则功名损于治郡时；庞统长于治中，别驾而不能为令，体不具也。﹙《丛说？语说上》，页13b。﹚

　　可说对《集注》之文推阐详尽。盖「器」主于用，一器有一器之用，未可相通假借；惟成德之士（君子），「明尽事务之理」，故能「全吾心之所具」，即超越个人才性的限制，非特为一材一艺而已。如此，则凡百事务之来，莫不居其地而有以应之，可以为赵魏老，亦可以为滕、薛大夫，莫不可成其用。许谦恐人们对《集注》「用无不周」之意不能完全领会，故具体举《论语》中古人成例以明之 。

﹙四﹚、《读孟子丛说》阐释发明朱子《孟子集注》之例

　　孟子捍卫儒家不遗余力，极力批判当时天下淫辞邪说，如杨朱与墨子，是先秦哲学家中最雄辩滔滔、最富道德勇气者，此一特质尤其表现于《孟子．縢文公篇．好辩章》，此一长篇读来令人欲罢不能，痛快淋漓。但经文「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之下，《集注》作：气化盛衰，人事得失，反复相寻，理之常也。﹙《集注》，页271﹚

　　面对如此注释，真有莫名所以之感，许谦把它说解得甚好：《集注》：「气化盛衰，人事得失，反复相寻。」窃谓气化盛，人事得，则天下治；气化衰，人事失，则天下乱，是固然矣。孟子此章答好辩之问，而孟子之辩，专为辟杨、墨而发，则易乱为治，全赖人事以补天道之不足，反气化之衰而至于盛也。观尧、禹之治水，则以人事而回气化；武王、周公诛纣而伐奄；孔子作《春秋》，则以人事而捄衰失。所以孟子亦于衰失之时，辟杨、墨以回气化、正人事也。此正圣贤作用，参天地，赞化育之功。读此章当如此会《集注》之意。﹙《丛说？孟说下》，页2a-b。﹚

　　此章经文甚长，但《丛说》仅此一条，藉由如此解说，使我们掌握全章经义：尧、禹之治水；武王、周公诛纣而伐奄；孔子作《春秋》；孟子辟杨、墨，其目的都是要回气化、正人事。朱子注文的辞约义广，由此可见。「读此章当如此会《集注》之意」，如许谦者，可谓深会得朱子之意了。

四、许谦《读四书丛说》开创之部

　　朱子身处理学盛行的时代，他集结两宋各理学大家解释《四书》的义理之说，作为《集注》，成一家之言。但在名物器数的考证方面，《集注》似乎着力较少。但这并不表示朱子不擅长此类，而是当时时代风气如此。《四库全书总目》云：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研究文义，期于惬理而止，原不以考证为长。

　　程树德（1877～1944）也说：清初戴东原、毛西河诸家喜攻朱《注》考证之失，殊不知朱子尝与人言：「读书玩理外，考证别是一种工夫，某向来不曾做。」朱子博极群书，并非力不能为，而其言如此，盖当时风气不尚考证。 语极公允。正因朱子「向来不曾做」考证的工夫，因此，留给后来学者相当的空间，如金履祥《论孟集注考证》即针对此多所著墨，许谦也不遑多让。吴师道说《丛说》之于《集注》：「训诂名物之缺，《考证》补而未备者，又详着焉。」便是称许谦承继其师，补正朱子之不足。这应是最有功于《集注》之处。

﹙一﹚、《读大学丛说》补《大学章句》不足之例

　　《大学．传十章》引《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集注》曰：
《楚书》，《楚语》。言不宝金玉而宝善人也。﹙《集注》，页11。﹚

　　许谦更为之征引故实：《楚书》：楚王孙圉聘于晋，赵简子问曰：「楚之白珩犹在乎？」对曰：「然。」简子曰：「其为宝也几何？」曰：「未尝为宝。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曾子取其意而言金玉不当宝，惟当宝善人。﹙《丛说．学说》，页22b﹚

　　朱子掌握了此一故实精义，所作《集注》甚为简明。但许谦则补足此一史实，使我们能更明白其中来龙去脉。

　　又同章：「伐冰之家不畜牛羊」，《集注》：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丧祭用冰者也。﹙《集注》页12﹚

　　许谦为之补苴：《周礼．天官》：凌人，祭祀共冰鉴，大丧，共夷盘冰。共音恭，鉴胡监反，瓮大口者。春夏祭时用鉴盛冰，而致祭物于其中，以御温热之气，防其味之变也。夷，ㄕ也。夷盘广八尺，长一丈二尺，深三尺，实冰其中，而以ㄕ床置其上，所以寒人死之ㄕ也。﹙《丛说．学说》，页23b-24a﹚

　　这段凌人的职掌的补充，不只使我们了解古代卿大夫以上凌人的工作内容，也使《集注》更臻完备。

﹙二﹚、《读中庸丛说》补《中庸章句》不足之例

　　《中庸》第十二章「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集注》：引侯氏 曰：圣人所不知，如孔子问礼、问官之类。﹙《集注》，页22。﹚

　　但究竟孔子向谁问礼、问官？许谦补充：《家语．观周篇》：孔子谓南宫敬叔曰：「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敬叔与俱至周，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史记．孔子世家》亦载其事。
《春秋．左氏传》昭十七年：郯子来朝，昭子问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徙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马也。五雉为五工正，九扈为九农正。」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丛说．中说上》，页14a。﹚　

　　许谦引《家语．观周篇》，证成孔子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又引《春秋．左氏传》，明孔子问官于郯子，如此征引原典乃要是用以申说经文「圣人亦有所不知」的意涵、更要证补《集注》「圣人所不知，如孔子问礼、问官之类」的故实。

﹙三﹚、《读论语丛说》补《论语集注》不足之例

　　《论语．宪问》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集注》：高宗，商王武丁也。谅阴，天子居丧之名，未详其义。﹙《集注》，页159。﹚渊博勤学如朱子对「谅阴」的解释采用「未详其义」的阙如态度，许谦则试为之释：《集注》：「谅阴，天子居丧之名。」《礼》又作梁闇。凡居父母之丧，次在中门外，东墙之下，大夫士居倚庐，谓以两木，一头着地，一头斜倚在墙上，外被以茅茨寝苫枕块，常处此中。诸侯亦为倚庐，而如以围幛。天子既立，柱前有梁，形稍如屋楣，故曰梁闇。（《丛说．语说下》，页17a）

　　「谅阴」的解释据《尚书．无佚》孔安国《传》：「亮，信也；阴，犹默也。」是把「谅阴」与「三年不言」作呼应。但郑玄却作：「谅闇，谓凶庐也。」其〈无逸〉注：「谅闇转作梁闇。楣为之梁，闇谓庐也。三年之礼，居倚庐，柱楣。」很明显地，以「谅阴」为「居倚庐」的意思。刘宝楠﹙1791～1855﹚《论语正义》曰：
案：《白虎通丧服篇》：「所以必居倚庐何？孝子哀，不欲闻人之声，又不欲居故处，居中门之外，倚木为庐，质反古也。不在门内何？戒不虞故也。故《礼闲传》曰：『父母之丧，居倚庐。』于中门外东墙下户北面，练居垩室，无饰之室。」又曰：「天子七日，公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服成，居外门内，东壁下为庐。」然则庐是倚木为之，别以一木横卧于地，以上承所倚之木，即葛洪所谓「下着地」者也。孝子于所倚两旁入，或以苫蔽其一旁耳。既葬，则以短柱将所横卧于地之长梁拄起，若为半屋然，则所谓柱楣者，谓有柱有楣也。」

　　许谦以谅阴为梁闇，指小乙崩，武丁立，忧丧三年之礼，居倚庐柱楣，不言政事。如此的解释，源自郑玄，而清代学者刘宝楠更广为征引，弥足可信。许谦《丛说》多引古注为说，他虽身处理学昌明时代，对此类古代制度的解释，与擅长考据学的清代学者相比，亦不遑多让。

　　此外，许谦在＜八佾篇＞中，举凡「射」、「禘」、「灌」、「奥」、「灶」、「侯」、「朔」、「社」、「三归」等名物典制的考证，许谦都有所论述。这俯拾即是对《集注》的补益与订正，赢得了《四库全书总目》的称许： 其于训诂名物亦颇考证，有足补《章句》所未备，于朱子一家之学，可谓有所发明矣。

﹙四﹚、《读孟子丛说》补《孟子集注》不足之例

　　《孟子．公孙丑篇．尊贤章》：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立于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

　　此章孟子言施行德政，以百姓：士、商、旅、农、民的利益为优先，且要对后四种行业减轻税赋，才是王道。朱子在「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下云：廛，市宅也。张子曰：「或赋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货；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赋其廛。盖逐末者多则廛以抑之，少则不必廛也。」

　　又于「廛，无夫里之布」下注云：《周礼》：「宅不毛者有里布，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郑氏谓：「宅不种丧麻者，罚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无常业者，罚之使出一夫百亩之税，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战国时，一切取之。市民之宅，已赋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集注》，页236-237﹚

　　朱子此处引张载 、《周礼》说古代赋税之方。许谦此章共有三条疏解，对《集注》有不同意见，其第三条云：按：载师之法，是宅不毛无职事，两事之罚。今孟子乃曰：「廛，无夫里之布」，则是居廛者使出二十五家之泉，而又出百亩之税也。《集注》言「一家力役之征」，是因所引夫家之文而并释之，恐于夫里之布无所当。愚详孟子谓「天下之民愿为之氓」，是境内田间之民，皆使之出是两等之赋，只是于一家田税之外，多出里布尔，与上文「市廛」之「廛」不相关。盖上既曰「市廛而不征」，是居市者已征之，孟子固以为过矣。而又出此两等，不太繁重乎？《集注》上「廛」字既释为「市宅」，于下「廛」字乃曰「市宅之民，已赋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二「廛」字合而为一，愚必不敢必知其果如此也。﹙《丛说．孟说上》，页18a-b。﹚

　　许谦以「市廛而不征」之「廛」为「市宅」，以「廛，无夫里之布」之「廛」为「民居」，分属两不同阶层的居民，如若不然，则市宅之民又要赋廛，又要出夫里之布，岂非重重迭迭缴税？岂合孟子轻税赋、行王道之旨?所以许谦坚定地说「恐于夫里之布无所当」、「愚必不敢必知其果如此也」。

五、余  论

　　朱子一生集宋学之大成，为百祀师法，巍然为一代大宗。黄干传其学于金华，尤其看重《四书》。他对何基的叮咛是「但熟读四书」，何基终身不忘 。何基弟子王柏也教导金履祥：读书之目自《四书》始 。许谦上承渊源之懿，着为《丛说》。当我们细读《丛说》，不难发现许谦多次援引诸师说法。如称黄干《论语注义问答通释》「之说方备」﹙《丛说．语说下．思不出章》，页15b﹚、「《通释》此说尤委曲详尽」﹙《丛说．语说下．季氏宰章》，页11b﹚，这些，都是称黄干能把朱子《集注》义理说得更臻完备。此外，许谦在《丛说》中尤好采用他的老师金履祥说。如对《论语．泰伯章》《集注》：「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从」说法的检讨，对照金履祥《论语集注考证》与《丛说》二书，不难发现许谦承继接受其师履祥的考订﹙《丛说．语说中．泰伯章》，页21b﹚。此外，在《孟子．尽心下．尽信书章》「血之流杵」，也采金先生说来质疑《集注》：「杵，舂杵也。或作卤，楯也。」
作卤者是，然亦非楯。若以为春杵与楯，茍非写深一、二尺岂能漂之？虽非武王杀之而商人自杀，然亦不至如是之多也。盖卤，乃盐卤之卤，谓地发蒸湿，言血渍于地，如卤湿然。」此金先生之意。﹙《丛说．孟说下》，页12a﹚。

　　隐然以其履祥说为是。许谦看重考证，务为实学的治学特色，受其师影响自不待言。因此，对《集注》误处，即若读音之微，许谦亦直言不讳，如《中庸》第十二章「君子之道费而隐」，《集注》：「费，符味反。」许谦说：费者，用之广。当作方味反。若符味反者，则姓也。《章句》此音当改。﹙《丛说．中说上》，页12b﹚

　　总之，许谦承续诸位先师之说，加上他个人深造所得，作为《丛说》，当我们把它归类为「主发明义理」一类《四书》著作时，固然要看重他对辞约义广的《集注》疏释发明之功；更要看《丛说》如何征引古注、援用原典、选取其师考证来补益订正《集注》，这深具开创意义的一面，最是《丛说》一书价值之所在。

作者：廖 云 仙

编辑：妮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