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中国研究，始自中外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称呼也随时代的发展有所变化。而作为一门学科的设立，人们通常认为始自19世纪初，至今已有200年的历史。
对于国外所进行的有关中华文明的研究，我国的学者虽早有关注，但作为一门学科加以研究，人们认为始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197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前身的情报研究所，在“文革”后期恢复工作时组建了“国外中国学研究室”，成为我国学术界开展国外中国学研究的最早机构。在研究室主任孙越生先生的带领下，1977年和1978分别推出了《国外中国研究》和《外国研究中国》丛书。这两套丛书，不仅是我国学术界有关国外中国学的最早出版物，也开启了国外中国学研究各类丛书的先河。
除上述两部丛书之外，国外中国学研究室还编辑出版了《美国的中国学家》等一系列研究国外中国学的基础性著作，对学术界开展国外中国学研究产生巨大影响。1993年文献信息中心机构调整，国外中国学研究室并入基础资料研究室之后，研究工作仍未停止，在新的形势下，成功地开展了院A类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外中国研究”；并于2004年成立了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此外，在2005年推出了孙越生先生生前倾注过大量心血的《欧洲中国学》，在2006年出版了一部含18个国家中国研究发展状况的著作《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孙越生先生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论》译者之一王亚南先生的学生，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广博睿智的学术眼光。由于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学术界对外交流不多，国人缺乏、却渴望了解国外有关中国的研究情况，孙越生先生推出的介绍国外中国研究的丛书和一系列开展学术研究的奠基性成果，顺应了时代的需要，在学术界引起广泛重视，在出版界引发了介绍国外中国学的热潮。
出版界译介国外中国学的热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且以丛书形式居多。如“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海外汉学丛书”、“中国文学在国外丛书”、“西域探险考察大系”、“瑞典东方学译丛”、“法国西域敦煌学名著译丛”、“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海外中国学研究系列”、“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名著译丛”、“‘认识中国系列’丛书”、“国际汉学研究书系”、“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西域游历丛书”、“外人眼中的近代中国丛书”、“西方发现中国丛书”、“东方文化丛书”等。国内众多出版社都卷入了这一出版热潮之中，表明国外中国学研究已成为引人注目的学科。
同样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社会上掀起译介国外中国研究热潮的时候，国外中国学研究开始步入大学的课堂。1983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古典文献专业率先开设了日本中国学课程。1985年，该专业开始招收攻读国外中国学研究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并于同年建立了“国际中国学研究室”。1994年，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开始招收攻读国外中国学研究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成为培养该学科专业人才的重要基地。
在北京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室”成立之后，国内各大学也纷纷成立研究机构，积极投入到国外中国学研究的行列中。如1991年四川外国语学院成立了“国外中国学研究所”，1992年清华大学成立了“国际汉学研究所”，1996年华东师范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分别成了“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汉学研究所”和“海外汉学研究中心”，2003年陕西师范大学成立了“国际汉学研究所”，2005年苏州大学成立“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其中华东师范大学的“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设有“海外中国学史”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课程，与北京大学呼应，成为一南一北国外中国学研究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此外，有关国外中国学研究的研讨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颇繁地举行。如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海南举办的“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1997和1998年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别举办的“国际汉学研讨会”。2001年教育部、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大象出版社、北外海外汉学中心等单位共同组织举办的“世界著名大学汉学系（所）主任（汉学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年和2006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举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大会；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和国家汉办与中国人民大学分别主办的“亚洲地区中国学研究述评”和“世界汉学大会”等，都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年末，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大象出版社联合举办了“国际汉学（中国学）研究回顾与展望（1977 2007）”会议。会议不仅回顾了国外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历程，还成立了“国际汉学（中国学）研究学会”，从而表明对国外中国学的研究进入到新的阶段。
上述学术界和出版界的种种动向表明，国外中国学研究已然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学科。从197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室”至今，该学科从最初的学术资料积累到学科的形成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而这一学科的出现和迅速形成规模，恰好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进步伐同步，这不能不使人们对发展该学科的意义格外关注。
中国是文明古国，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过重要贡献。但19世纪后，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社会发展滞后，在西方列强的欺凌下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落后社会，以致有人对中华文明的作用产生怀疑，认为儒教根本就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学说。国外中国研究的兴起，使国人看到了西方国家对中华文明的研究，以及中华文明对西方国家社会进步的作用，看到了中华文明在域外的延伸，增强了对中华文明的自信。正如北京大学严绍璗教授指出的那样，人们对国外中国学研究的重视，“是三十年来我国人文科学的学术观念的最重要的转变与最重大的提升的标志之一”，它表明了人们对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因而，从提高民族文化的自信方面，开展国外中国学研究无疑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世纪70年代以前对国外情况的不了解，改革开放政策下学术界试图尽快摆脱教条主义体系和方法的努力，以及对自我形象的重新认识与定位，也使人们对国外中国学研究长生了极大的兴趣和需求。通过对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了解，学习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用“第三只眼”的角度，了解我们的情况与不足，并加以改进，这种“借鉴说”成了国外中国学研究发展的巨大动力。
而在“延伸”与“借鉴”之外，笔者认为更重要的一点是“交流”。因为对国外中国学的研究，我们不能仅停留在“了解”和“介绍”层面，还应同国外学者展开交流。因为国外学者对中国的研究，虽然有其独到的值得尊敬的值得借鉴之处，但毕竟是另一种文化氛围、另一种语境中的学者的看法，当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观点有失偏颇时，及时进行学术交流也很有必要。当外界对我们产生误解时，国外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应当把中国的真实的情况告诉国外的中国学家。因而，国外中国学研究还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领域，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通衢。伴随北京奥运会开幕的临近，中国不仅要了解世界，也要让世界了解中国，成了国外中国学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何培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