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我们挖掘贵州文化这个主题时,却又不能不秉持科学与理智这两项原则。
如果我们研究“贵州文化”前设置这样一个前提,即:所谓贵州文化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和自身特点的,以今贵州省境为空间的地域文化。在这个前提下,愚以为以下一些问题颇具探讨价值。
1 关于贵州文化的特征
作为云贵高原东半块的贵州高原,山岭崎岖,地势起伏,大山与峡谷交织,河流与瀑布密布,独特的地形地貌,使这片有着悠远史前文明的地区,成为中国古代几大族系的交汇地,铸就了独特的贵州文化。总体说来贵州文化的特点有四:一是它的多样性,二是包容性,三是和谐性、四是进取性。
多样性不仅衍生出贵州民族文化的多彩,更造就了贵州大地的神奇,使贵州荟萃了无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令人神往的人间传奇,留下许多迄今无法破解的历史之谜。
包容性是多种文化在贵州大地并生共荣的基础。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生境,先秦时期的贵州土著文化,与其后进入这一地区的汉文化和民族文化,在贵州都能找到扎根生存的条件,通过长期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促进自身的发展,进而形成以贵州行政区为范围的贵州地域文化。
和谐性是贵州文化的显著特色,是在其他省区不易找到的文化特征。它不仅包括各民族内部的和谐、族际间的和谐,还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从贵州历史发展的进程、各民族的民风民俗、至今仍保存在许多民族地区的《乡规民约》中,可以找到许多例证。
进取性代表了贵州人不懈的追求。由于历代封建王朝只重视贵州的军事战略地位,从未将贵州这片土地纳入国家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的重点,加上贵州自身环境的封闭性与经济基础薄弱,致使贵州的落后一天天累积下来。但贵州自从列为全国第十三个行省之后,贵州人就有了一种自我激励,自我鞭策的紧迫感,通过各种自觉或非自觉的努力,主动向国家政治经济生活的舞台中心靠拢。
2 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毫无愧颜地说,贵州文化的多样性、包容性、和谐性、进取性,正是中华文化精粹之所在。但由于学术界对贵州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相关问题的研究尚停留在浅表,贵州文化的诸多问题迄今未形成共识,对外宣传虽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力,仍远远不够,贵州文化在全国文化中的地位,几乎没有人提及,自然也就更谈不上得到认同。
回顾贵州自石器时代的历史,不难发现,当世界许多地方还是一片荒芜、渺无人迹的时候,坐落在云贵高原东半块的贵州地区,早已经是一派生机了。锐棱砸击法这样一种原始时代的先进生产技能,便始创于长期被忽视的贵州高原;观音洞遗址所展示的文化被裴文中先生誉为一种“与欧洲大陆的旧石器文化不相同的一种新的文化系统。”这种考古发现至少可以证明:贵州这片土地不仅是物种生存繁衍的乐土,而且是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的代表,是人类史前文明的摇篮之一。无怪乎学者们在论及石器时代的历史时,会发出“北有周口店,南有观音洞”的感叹。如此深厚的历史积淀,对贵州后世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
贵州并没有从娘胎里带来的落后。春秋战国时期,雄踞西南的鬼方,是唯一能与周一起参加商王祭祀活动作“杀牲人”的座上宾,殷高宗用了3年时间才将其降服。其后的牂牁国,一度占据自西北到东南近二千余里的辽阔地区,更是成为雄踞一方的霸主。齐桓公称霸时,牂牁不但能与南方诸国并肩参与中原事务。还因其势力的增强,牂牁江名也不断向南延伸,成了直抵南海的那条滔滔大河的统称。
秦汉之际的夜郎,是众所周知的强大政权。司马迁的《史记》称:“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那里的人们过着“椎结、耕田、有邑聚”的农业定居生活。夜郎“有精兵十万”,有着颇为发达的青铜冶炼业,能铸造各种生产工具、武器、生活用具、乐器和装饰品,掌握了纺织麻布和制作陶器的技术。就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程度而言,这一时期的贵州,与中原地区相比虽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但差距并不是很大。
隋唐以后,中华大地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不少与贵州密切相关。许多名噪一时的历史人物,或诞生在贵州,或流寓贵州。远至两千余年的唐蒙,其后的李白、王阳明等人是其中的代表。
自隋朝用公开考试选拔官吏取代九品中正制以后,科举制度在中国盛行了1300余年。贵州虽然直到明朝才有开科取士之举,短短的400多年里,却考出了6000举人、700进士,还高中了3名状元。这种知识分子的群体崛起,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历史思考。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发生于贵州的咸同各族人民大起义,是响应太平天国革命起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农民起义。作为义和团运动先声的“反洋教”斗争,最先在贵州揭开序幕。康有为搞公车上书时,签名的603人中,贵州籍举子就有95人。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1944年11月,独山城外的深河桥,成了日本侵略者疯狂军事攻势的终点。独山这个昔日鲜为人知的小县,一下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城市。
上述历史事件或瞬间,对贵州乃至中国历史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是一个省区不可多得的宝贵文化遗产,自然也是今天贵州摆脱“欠发达、欠开发”境况的重要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