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宝德在文章中首先指出，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创新。几十年前他到美国留学，教书及考察，曾访问很多建筑系，发现中国的留学生在以创造为主轴的课程中都名列前茅，远远超过日本同学。他思索其原因，觉得并非国人都有天生的才能，而是中华文化背景所形成。

　　汉宝德的结论是，中国人习惯于横向思考，不为常规所绳。与外国人比较，他们多半循规蹈矩，依礼行事，倒像孔圣人的信徒。我们反而遇事东张西望，寻找突破规矩的机会。所以红绿灯对我们都只供参考，道路上一团混乱，却乱中有序。

　　汉宝德在文章中说，我们是一个变通的文化，“穷则变，变则通”是我们认可的做事方法。实际上这是与我们的造字之法相关的。在《六书》中可以看到，大多都是变通而得。指事、会意、形声都属于横向思考的结果，转注与假借就是纯粹的变通。文字使我们习惯了创造的方法，并习以为常，变革才是常态。

　　汉宝德接着还提到了“中华文化对创新的约制”。他在文章中认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原是以维新为主体的。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学说互别苗头，供大家思考、选择。最后为了维护社会的秩序才定为一尊。这种以儒家为正统的观念是与政治上的专权制度并存的。儒家学说这个主轴，历两千余年不变，是中华文化的主心骨。我们的头脑再灵活，也只能围着这个主轴求变化，绕着主轴转，最终还是回归正统。

　　汉宝德也在文章中指出，自由与人文价值是创新的基础。他说，在专制时代，王权是无处不在的。但是中华文化中，帝王总为民间保留一些自由的空间。这就是欢逸文化产生的原因。中国绘画与文学基本上是远离政治的，所以成为传统文化的精髓。但是无可讳言的，诗文与书画仍然会流传于当朝，无可避免地受到些政治的干预。所以传统的创新力量最明显的是表现在王权不会触及的民间工艺之中。

　　汉宝德以宣德炉为例，说明一种官方倡导的生活工艺品，一旦推广到民间，会产生怎样美好的结果。宣德炉开始时是承袭宋代瓷器的做法，把上古鼎彝之类的重器，改为小型器物，供燃香之用。这种器物经生活化以后，进入民间，到了清代，宣德炉成为专有名词，而非指宣德朝所制之炉，因此使工艺家发挥创造力，型制变化之多，几乎难以统计。与宜兴壶相类，每一式样均兼具功能与形式之美，令人叹为观止。若以生活之需要看，实无如此多式样之必要，可知在清代，宜兴壶与香炉皆以制作吸引使用者的兴趣，美感与创意乃主要的价值所在。直到庶民生活之休闲方式改变，才被放弃。

　　汉宝德最后在文章指出，在自由没有约束的情形下，中华文化创新的活力就会自然地发挥出来，是任何其它文明所无法相比的。同时，民族的自尊心要发挥在以创意服务人群的精神上。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实际上是创新文化的重要基础。西方文明的飞跃发展始自文艺复兴时代，因为以人为中心的文明蕴含了博爱的精神，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仁心。而仁心是中国传统中逐渐流失的价值，有待我们在普及教育中力求恢复。 （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