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郑锦(褧裳)，一个不该淡忘的名字。他筹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家开办的高等艺术学校——北平艺专（今中央美院），并首任校长达八年，闻名遐迩。下面，让我们通过其外孙汪伦先生的忆述，轻拂历史尘埃，一起认识这位值得中山人骄傲的美术家和教育家。
   
    　我曾经向一位在中央美术学院就读、拜在徐悲鸿大师门下、毕业后留在美院任教、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才在系主任、教授衔下退休的杨先让教授提起郑锦，他最初的回答是：“不知道”。当我把有关我外祖父的资料、剪报、画册寄给他。他看完后，立刻从德克萨斯州回了我一个电话，表示这是他重大失误的事情之一。并且立即在《美南周报》上写下了这样一段令人感慨的话：“……我在中国画坛闯荡了半个世纪，自以为知道得很多.其实，连我所念书直到毕业的母校创办人，就是郑老前辈都一无所知，我实在知道得太少了……”。正因为这样，我想有必要在此，向各位父老乡亲和文化界的朋友们，讲一下郑锦其人其事，一个值得中山人骄傲的美术家和教育家。

　　一

    　郑锦，字褧裳，又作絅裳，1883年在香山（今中山市）雍陌村出生。1896年，时年13岁的郑锦，跟随姐姐东渡日本，开始了他18年的留学生涯。
   
    　到达横滨后，郑锦一面就读日本的学校，同时也入读当地的华侨学校“大同学校”学习中文。学校中所聘请的老师有林慧儒（奎）、钟卓京、张玉涛（观本和尚）等。以后，梁启超先生也到了日本，并也在“大同”任教。正因为郑锦聪明勤奋，很自然就成了梁启超的入室弟子。当郑锦学满归国时，梁向当时的教育部总长蔡元培先生郑重推荐他的高足——郑锦，并且还特意写了一篇“郑褧裳画引”（见中华书局民国五年出版《饮冰室文集》第四十六册33页）以壮行色。

　　 1897年，郑锦在东京读书并开始学习油画。四年后，考入京都（西京）美术学院，学习工精细腻的日本画。1907年，考入日本美术最高学府——日本绘画专门学院。同年，创作了“娉婷”（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一帧。四年后，当他在该校以优异成绩毕业时。以这张作品参选日本级别最高的美术殿堂——文部省美术展。这是中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入选的作品。在画展开幕的当天，日皇大正替画展开幕剪彩后，巡视展场。当他走到“娉婷”一画前面，被这两位亭亭玉立、娇媚婉静的中国女子深深吸引了，久久不愿离去。当他看完展品，正要步出门口时，想起了此画，于是再次回到“娉婷”前面，细细玩味，达三次之多。第二天，全日本的报章都把这消息作了报导，令日本举国沸腾。这不单是郑锦的成功，更为中国留学生争光不少。第二年，郑锦又以他的力作“待旦”（文天祥）入选“大正美术展览会”。此画被当时的考古专家黑川真赖博士称赞：“唐代被称为金碧辉映的技法，久已烟灭无存，今在郑君的画中又见到了，这替东方艺道增添异彩。”接着，“待旦”一画又代表中国，参展于“万国博览会”。
   
    　与此同时，陈树人、鲍少游、高剑父、高奇峰等人都陆续到了日本留学美术。正因如此，这几位画坛的前辈在互相交流、互相勉励、取长补短中创立了中国画坛名重一时、历久犹新的“岭南画派”。

　　二

　　 1910年，郑锦与中山籍白石村（今属珠海市）人鲍桂娥结婚。两年后，长女郑少妍（我的母亲，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在横滨出生。鲍桂娥也爱好美术，1906年考入日本女子美术大学刺绣科，比同校修读美术科的何香凝女士还要早两年。
   
   　 1914年，郑锦应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邀请回到北平。同时兼任北京大学、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学校的教师。为了弘扬中华文化，在兼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文华殿古物陈列所所长时，首开先例，把每周更换的展品告知大众。这是把皇宫内的私家收藏公之于众，让文物开放，走入民间的第一步。
   
   　 1917年，教育部指示筹办中国第一所国立的美术学校。由于国内没有现成的先例，郑锦又回日本去“取经”。日以继夜地东奔西走，找资料，设计课程，订立招生办法……经过一年的努力，中国第一所正式立案的“国立北平美术专门学校”，于1918年4月15日成立了。郑锦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刚好这一年，他的第三女儿（我的三姨）出生，为了纪念这有意义的年份，特别为三姨取名“美成”。可见郑锦对这所一手创办的学校何等珍重！
   
   　 郑锦在“美专”任校长八年，直到解放后该校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为止，是历任校长中任期最长的一位。在这段时间，学校在郑锦的领导下，培养了像刘开渠、李苦禅、李剑晨、常书鸿、王曼硕、雷圭元等一大批人材，他们日后都成了中国美术现代史上卓有成效的美术家或美术教育家。

　　三

    　郑锦在教育部任内时，经过一番努力，争取到六个公费去法国留学的名额。消息传开后，许多权贵纷纷举荐，一时间郑锦的办公桌上，放了十一位被“推荐”的人选。郑锦的原意是想把名额给一些有才能但又没有经济能力去留学的年轻人，为将来中国美术界培养人才，没想到事与愿违。最后，郑锦只有对这些“有权有势”的人说：“我不管你们派谁去，但一定要有徐悲鸿在内！”（参阅邓芬《百年艺术回顾》24页；许志浩《中国美术社团漫录》31页）直到今天，徐大师的遗孀廖静文女士在给杨先让教授的信中还写到：“悲鸿当年每提到郑锦时，都称赞他为人正派。”（杨教授把信的影印本给了我一份）
   
    　郑锦在外国生活了将近20年，对官场上的“为官之道”一点都不懂，也不愿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去趋炎附势，自然会受到排斥，被人指为“高傲”。为日后被迫辞职，埋下了伏线。
   
    　1924年9月。苏联人加拉罕阴谋煽动，在学生中挑起了学潮。事因当时是北洋军阀政府控制着北方政权，军阀间互相争权夺地，北平是各方军阀必争之地，政权变化有如走马灯一般。军阀们根本就不关心国计民生，对北平的八所高等院校的教育经费欠了半年之久。许多教授学者，往往空着肚子去上课。加拉罕作为当时苏联驻北平大使，便想利用这个机会，用甘词厚币来收买郑锦和其它有影响力的教授学者，希冀一步步控制中国的教育界，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郑锦在重金面前不为所动，直斥其非。因此，加拉罕怀恨在心，利用中国人“仇日”的心理，攻击郑锦的画是“日本文化侵略”的代表。在强大的威逼利诱下郑锦唯有辞职，以表愤慨。(参阅：周守愚《画家郑褧裳之品格》、民国三十年十月四日《探海灯特刊》)
   
    　辞去校长职务后，郑锦一家人搬到河北定县，投入到由宴阳初、朱其慧等人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委员会”简称“平教会”里，主持“直观视听教育部”。直接到占人口比例最大的农民中去，推广识字教育，扫除文盲，提高公民意识，推介政府各项政策措施；收集民间传统艺术民谣和年画，加以提高整理。中国第一本专为农民而编写的识字课本“千字文”，就在这时候诞生的。课本中四千多张插图，就出自郑锦的双手。这些有抱负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就是今天我们大力推广“希望工程”的先驱。他们早在八十年前就知道要解决中国的落后面貌，一定要从提高农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入手。
   
    　很可惜，由于年代久远，加上兵荒马乱等各种原因，这段时期的详细资料，付之厥如，未能为各位提供更多的史料。希望有心人士，代为填补，以臻完善。

　　四

   　 1937年，国民政府任命吴铁城、杨子毅主理中山县政，把中山建设成全国的“模范县”。两人知道郑锦在平教会工作了十多年，累积了丰富的农村建设经验，特邀郑锦回归故里，完成中山建设模范县的宏图大计。正当他在家乡大展拳脚时，日寇侵华的脚步日益逼近。郑锦为国为民的满腔热情再次被无情地击碎。1940年，为逃避战火，只有移居澳门。
   
   　 郑锦没有因此而心灰意冷，他再次拿起画笔，作为“武器”，作了一系列的画作，“民族意识”、“抵抗”、“故乡”、“群鹰奋战”、“日暮途远”等大批抗战题材的作品，就是这段时期完成的。其中“日暮途远”（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画中红日将尽，四野苍茫，一个典型的北方农民（代表中国人民），牵着疲态毕露的一匹驴（暗寓日本），向着不知终点的前方隅隅而行。到了1943年，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太平洋战局日渐明朗，日本侵略军败局已现。这时，年届花甲的郑锦，创作了他平生代表作“春回大地”（121.3×1067.5公分，由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历时一年多，每天作画六小时。到1944年底此画才告完成。在十公尺长的画面上，122匹骏马，或跑，或立，或卧，千姿百态，各领风骚，背景配上高山流水；各种花草树木，百花齐放，欣欣向荣，美不胜收。还特别刻了一颗印章，上书“四海和平，万方安乐”。充分表达了郑锦对人类光明前途的热切向往。
   
   　 1945年8月中，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郑锦内心的喜悦不言而喻。他再一次拿起画笔，一口气画下了“名驹寿柳”、“农家乐”、“四骏图”、“老树逢春”、“人面桃花双映红”、“金鱼图”等画作，每张画上均题款：乙酉胜利纪念，……以后，郑锦也曾到坦洲做过小学校长和一年的坦洲乡长。以后，由于从小落下的哮喘病，他辞退一切职务，回到澳门调养身体。闲时以作画自娱，偶然会卖出一两张画，以补日常开支。
   
   　 在抗战8年中，郑锦拒绝了某些好心人的登门拜访。以他在日本生活学习近20年，精通日文，与汪家又有姻亲关系。只要点点头，日伪的大官自然唾手可得，锦衣玉食不在话下。然而，郑锦拒绝了来自各方引诱与威胁，甘于淡薄，宁愿三餐不继，也要坚持高贵的民族气节。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有幸和郑锦、鲍桂娥——我的外公外婆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每当夕阳西下，外公带着我，在“青洲”海边一同散步，呼吸着海边吹来的带腥味的风，看着日渐西落，此时外公的内心，恐怕除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外，别无杂念了。海边长着一种白色的野生喇叭花，有人叫它“闹阳花”，据说对哮喘病有帮助，我常和外婆一起，摘回家中，晒干后切丝，卷成香烟状，外公抽吸后，脸上因哮喘病露出的痛苦状就慢慢消退。那时我只有五六岁，见他作画时，大都站立在画架前一丝不苟，聚精会神地画；我也在一旁做他颁布给我的作业。到画完成后，签名盖章时才把画作平放在桌子上。除了见过黄君辟大师曾站立作画外，外公与现在所见的国画家将纸平放在桌面上作画有所不同。此外，他每次作画都用自己的左手无名指，在一个小研钵上来调校颜色。与现在的画家使用现成的化学颜料，都不一样。这就是他的作品几十年，个别上百年，颜色一样鲜艳夺目的道理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香港时曾向岭南派大师赵少昂，请益如何处理外公的遗作事。赵少昂说：“郑老师的作品，都是难得的艺术品，如果老师的后人生活上有困难，尽管开口，我们做学生辈的一定尽力帮忙，切不可把他的遗作，当成商品去卖掉！！！”大师一席话，顿时令我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恨不得地上有个洞，马上钻进去……。
   
   　 1959年3月28日，一代画坛宗师——郑锦——我的外祖父，因哮喘病发作，在澳门与世长辞。郑锦一生行事低调，不做无谓的应酬，不烟、不酒、不赌钱，连麻将牌也不打。他的画一笔就是一笔，功底扎扎实实，属于工笔画范畴，也带一点写意精神。用当代著名书画家林近先生的话来说：“郑氏的画，是画家的画，而非文人画……。”很多人批评他的画“东洋味太浓”。我认为这未免流于片面，他在日本学画十多年，画风上受到“浮世绘”画风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他是从继承中国画传统的方向出发，吸收了西洋画法的颜色、光暗、透视等方面技巧，把中国的年画风格融入他的作品中，形成了他自己独有的风格，为日后的“岭南派”起了承先启后的桥梁作用。既是画坛的改革先锋，也是中山人的骄傲。
   
   　 中国正面临着改革开放，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我们应该抱着宽阔的胸襟，勇于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先进思想、方法、文化艺术以及科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我作为郑锦的外孙，秉承“不容清史尽成灰”的责任感，把一位文化界的前辈，通过《中山侨刊》介绍给众乡亲，是我的本份。

　　文/汪伦(美国)　　　（责任编辑：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