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再识遵义会议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曲青山，原题为：《曲青山：再识遵义会议》

　　80年前召开的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我们今天关注这段历史，对这一历史事件深入研究，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去概括、总结、提炼和发掘，但是，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集中制是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方面。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史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解决了关系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遵义会议作为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明确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实现了我党军事路线的根本转变。第二，解决了党内当时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第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了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妥善处理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分歧和矛盾，避免了一次可能造成党内分裂的危险，是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遵义会议召开迄今已经80年了，历史离我们已经远去，但是，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我们不禁要思考、要发问，在当时那样的情况下，我们党为什么能成功召开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为何能产生重大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我们今天关注这段历史，对这一历史事件深入研究，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去概括、总结、提炼和发掘，但是，笔者以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集中制是其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方面。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坚持实事求是的范例

　　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虽然这时我们党还没有对其进行概括和提炼，但是，遵义会议坚持了这一原则，贯彻了这一精神，会议的各项决定应该讲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是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实事求是成为我们党结束“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最有力的思想武器。遵义会议前党内曾一度出现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如果继续照搬教条、照套本本，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严酷的现实摆在党的面前。

　　遵义会议前的湘江之战，红军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会后的四渡赤水并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与之前形成鲜明的对照，活生生的现实深刻地教育了广大党员和红军将士。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指挥军事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会议还根据变化了的情况，作出了改变黎平会议先以黔北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创建新的根据地。会后，又根据敌情的变化，决定中央红军在川滇黔三省广大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作为遵义会议的补充，在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转战途中，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召开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会议从组织上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2月8日,在云南扎西(今威信)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取得多次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决议》还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博古、李德“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3月4日,中革军委在遵义鸭溪一带设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为前敌政治委员。3月12日，在遵义苟坝，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这也是当时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三人团”并发挥主导作用，从组织上进一步巩固和保证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使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最终得以圆满完成。

　　遵义会议的历史告诉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只有坚持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才有活力、才有生命力；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今天，我们党要团结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也必须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点击更多新闻进入新闻中心　国际新闻　军事新闻　科技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