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心愿

　　40年前的1979年元旦，母亲是在农村的小喇叭广播中听到全国人大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后，再一次下决心要寻找姥爷的。

　　母亲不止一次对我说过姥爷离家时的情形。

　　我姥爷出走的那天是个下午，金黄色的阳光把屋子照得亮堂堂的。当母亲领着4岁的舅舅走进屋里的时候，年轻的姥姥坐在八仙桌的旁边，用手绢掩着面哭得气都喘不上来了。姥爷见我母亲进来，立即蹲下身来，亲着母亲和舅舅的脸说：“兰儿，好好跟弟弟玩，听娘的话，等爹回来时给你买好多好多好吃的东西。”

　　母亲当时只有7岁，不知我姥爷要到那里去，觉得他如同平常到乡下，明天就会回来的，因此母亲笑了，还郑重地点了点头。

　　我姥爷叫何文仓，他是在武安县城上的学。1938年的春天，日寇已经占领整个华北，年轻的姥爷为了报效祖国，没同家里商量就报考了国立中央政治大学，从此便没有了音信。

　　1939年的春天，姥姥在逃难时染上了重病，临终前，拉着我母亲的手说：“兰儿呀，我就把弟弟交给你了，不管再艰难，一定要等你爹回来。”

　　我姥姥死了一年多后，姥爷终于来信了，大人们拆开信，看日期已经过去半年多了。信上说：他上大学已两年了，由于前方局势恶化，国家让他们提前毕业，最近要开赴抗日前线。这是我姥爷和家里有联系的唯一一封信。

　　1945年的秋天，日本投降了，可我姥爷却没有随着胜利来到而归来，害得我母亲天天站在村边等。母亲每天都等到太阳落山，等到繁星满天，但次次都是失望而归。母亲说：那个时候，每次往回走我都是哭着回到家的。

　　父母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们兄妹五个，看得出我们兄妹五个始终是母亲的骄傲。母亲也常常会提起我姥爷，她曾经对我们说过：“如果你姥爷有一天回来，看见你们几个健康活泼，成家立业，他一定会高兴的。”

　　此次《告台湾同胞书》发表许多年后，母亲委托外地的一个亲戚通过北京的黄埔同学会联系上一位同我姥爷共过事的人，这人说，1947年他同我姥爷一起在内务部戒毒委员工作，后来我姥爷调到伪贵州省秘书处，以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就这道听途说的几句话，让我母亲兴奋了很长时间，有时兴奋得晚上睡不着觉。

　　她曾经对我说：“我说你姥爷没有死吧谁也不相信。可你姥爷怎么能把我和你姥姥你舅舅忘掉呢？他亲口对我说他回来时要给我买许多好吃的东西，我稀罕他给我买好吃的东西？我只希望能有封信给我或回来看看我，我也对他诉说诉说这几十年我受的委屈，现在我满肚子的话可对谁说？我都快六十岁了，还有几天活头呢？”母亲说着，浑浊的双眼涌出了两行清泪，这泪水中包含着多少无奈和辛酸啊！

　　在通过多方渠道寻找无果后，母亲认为我姥爷可能在大陆解放时随着国民党的军队跑到了台湾，因为两岸隔绝无法联系也无法回家探亲，因此我母亲唯一的愿望就是台湾和大陆能够早早统一，那样，也许在解密的国民党档案中能够找到我姥爷行踪的蛛丝马迹。

　　到了2013年，母亲已经81岁高龄了，但对我姥爷的思念有增无减。那年夏天，一向身体健康的母亲不慎摔倒，从此就不能起床了。我们兄妹几个轮流伺候了一年多后，母亲突然饮食大减，并且时常昏迷不醒，打针吃药也没有多少效果。有次，她从昏迷中醒来，见我们兄妹几个都在床前守着，便拉起我的手说：“我就要跟你爹见面去了。你们兄妹几个都有自己的时光，也都过得去，我也不挂念你们什么，最让我放心不下的还是你们的姥爷，看来我活着是等不到他的音信了。等台湾回归大陆后，你们一定设法去台湾国民党的档案中查查，看能不能查到你们姥爷的下落，我太想知道他死在了哪里，尸骨葬在了什么地方。如果知道了他的下落，一定去我坟前说一声，好让我安心。”说着便泣不成声了。

　　说这话仅仅一个月后，母亲便带着深深的遗憾与世长辞了。（作者：张裕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