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太战略“南锚”松动：王毅到访与澳大利亚的抉择

　　中国外长王毅与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

　　2月7日，中国外长王毅与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在堪培拉举行了第四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毕晓普在会谈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全球经济都处于转型和不确定的时候，澳大利亚将会为中国消除疑虑，（证明）我国是一个可靠的伙伴国，并将澳中的经济贸易联系作为优先发展事项之一。”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伊始，就颁布了一系列“新政”，让国际社会“大跌眼镜”之余，也让美国的盟国猝不及防。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澳大利亚，一个月之内就领教了这位“任性”的美国总统的行事风格。当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TPP、拒绝履行与澳大利亚达成的接受难民协定，澳大利亚的担心得到了应验。正如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的民调显示，在美国大选前夕，绝大部分（接近60%）的澳大利亚受访民众认为，一旦特朗普当选，澳美同盟关系将会削弱。

　　澳美同盟是冷战后亚太秩序的一部分 

　　澳美同盟关系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的太平洋战争时期，正式缔结于20世纪50年代冷战初期，至今已经过去了60多年。澳美同盟服务于两国的国防安全战略需要，成为各自外交战略的重要部分。21世纪初，澳大利亚又构成美国“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的重要节点。

　　维系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是澳大利亚两党外交政策的共同基石。澳大利亚与美国结盟，可以获得以下战略回报：首先，冷战时期依靠与美国的同盟，澳大利亚免遭苏联向南太平洋地区进行军事扩张的威胁。其次，美国的军事保护，特别是核保护伞，为澳大利亚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提供了强大的安全保障。第三，借助美国的全球公共产品，特别是自由开放的贸易机制和货币体系，澳大利亚得以顺利进入国际产业分工和能源供应、贸易市场。第四，通过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结盟，澳大利亚得以在一些重大的全球和地区国际事务中获得了话语权以及地区代理人身份。这些都是澳大利亚借以维系强大而稳定的澳美同盟关系所获得的优质资产。

　　但是，纵观60年来澳美同盟关系发展的进程，可以发现以下两大显著特点。

　　其一，同盟的不对称性。具体表现为美强澳弱，美主澳从。为了服从于美国的全球和地区战略，澳大利亚必须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从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到21世纪初期的反恐战争，澳大利亚均如影随形，参加了美国发起的历次海外军事行动。这种“唯美是从”的做法，严重影响了澳大利亚外交政策的独立性。

　　其二，同盟的困境。同盟如同拴在一起的“囚犯”。特别是小国与大国结盟，小国往往会付出比大国更多的代价。小国如果选择强化同盟，会招致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外敌的仇恨和报复。例如，澳大利亚参与历次美国主导的海外战争所付出的牺牲，以及因为对美国反恐政策的支持而招致恐怖主义对澳大利亚国民人身财产和本土安全的威胁。特别是澳大利亚很难调和它在亚洲的地理及经济上的巨大利益与二战后在战略和历史文化上与美国的一致性之间的矛盾。

　　反之，如果选择放松与美国的同盟，可能会使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富有的中等国家面临极大的国家安全风险，即使这种风险只是假设的或者潜在的。

　　中国的崛起与澳大利亚的繁荣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的快速崛起极大改变了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和国际关系样式，对传统的澳美同盟关系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澳大利亚再次来到抉择的十字路口。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扩大了澳大利亚资源型商品和服务业的出口，催生了澳大利亚的“矿业繁荣”，使其成功躲过了由美国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目前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且遥遥领先于第二名。2014年，中澳双边贸易额超过1500亿澳元，澳大利亚实现439亿澳元的贸易盈余。2015年中澳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双边经贸关系持续深化。2016年，《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提高了澳大利亚企业的竞争优势，促进了澳大利亚的出口，为澳大利亚增加了新的工作岗位。

　　值得一提的是，《中澳自由贸易协定》是中国与发达经济体签署的贸易协议中最为优惠的，澳大利亚出口商被置于最为有利的位置。尽管受惠于中国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对澳大利亚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澳大利亚对中国市场高度依赖，大量资源出口也在澳国内引发“资源民族主义”思潮。同时，中国在澳大利亚的大规模投资（2014年为299亿澳元，是澳大利亚排名第5大外来投资国）引发澳国民对中国国有资本企图“收购”澳敏感企业和农场的担忧。

　　寻求安全与繁荣之间的道路 

　　澳大利亚一直实行政经分离的政策，游走于中美之间。安全战略上选择美国，追随美国的亚太政策；经济政策上则搭乘中国发展的高速列车，试图分享红利。但澳大利亚政府也清楚，无限制地强化澳美同盟或危及与中国的经济互惠关系，会对澳大利亚的经济社会福利和繁荣产生负面影响；而澳大利亚若放弃乃至削弱澳美同盟，不仅会动摇二战之后的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基石，亦会加深澳大利亚国民的不安全感，因此执政党在这个问题上非常谨慎。

　　修补对华关系与维护美澳同盟是澳大利亚政府双管齐下的措施。特朗普力推的“美国优先”政策，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希望推卸对盟国责任的想法。美国的这一政策转向，意味着“亚太再平衡”战略面临调整。对盟国而言，这样的政策调整将产生类似于第二次“尼克松主义”震撼，澳大利亚首当其冲。面对可能的新格局下，澳大利亚或重新审视原有的“美国第一”的外交政策，适时修补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在“利益共同体”框架下管理中澳关系 

　　就在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协议（TPP）之后不久，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随即宣布邀请中国加入。澳大利亚对中国力推的泛太平洋贸易协定表示支持。之前澳大利亚已经加入了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澳大利亚这次充分利用第四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在堪培拉举行的机会，提升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关系。 

　　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在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的会谈中表示，中澳关系良好密切，强劲有力；中国是澳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澳方希望继续成为中国可信赖的合作伙伴，不断拓展和深化经贸、创新、产能、能源、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对接澳“北部大开发”计划与“一带一路”建设，将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至新的水平，反映出澳大利亚政府加大对中国“下注”的一面。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著名学者休·怀特指出，面对美国新政府执政后的种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澳大利亚不得不放弃“美国第一”的外交政策，公开承认和维护中国作为的地区领导者角色。但我们必须认知道，即便中澳接近，也并不代表澳大利亚将完全抛弃美国。

　　笔者在与澳洲学者以及官员的接触中深刻地了解到，作为一种理性的外交政策，澳大利亚的最佳选择是“尊重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不触碰中国所设定的红线，维持并推进两国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良性交往”。同时，我们也应该预计，随着特朗普内政外交的局面趋于稳定，传统的同盟关系重新成为澳大利亚政府的优先政策选项时，中国应有充分的应对措施，在充分理解澳大利亚对于国家安全合理关切的基础上，搁置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议，将中澳关系置于“利益共同体”的总体框架内加以管理。

　　（喻常森，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中山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大洋洲蓝皮书—大洋洲发展报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