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海峰：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收到这个邀请有点意外，因为原来想象中的深圳不可能有这样的大手笔，后来看了《人文颂》的文学脚本，又听了上午的发言，我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能够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里面，不只是敢为天下先的问题，而是有这样远瞻性的立意，有这种大的胸襟和举措，确实远远出乎我的意料。这点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震动，同时也是一种激励。我觉得，从这个活动来讲，它的意义就不只是一个文学作品、或者再把它转换成交响乐作品的问题了，它背后所蕴含的理念，所传达的一个时代的声音，对于提升深圳的文化形象，或者改变深圳的文化状态，也包括外面的人如何来看待深圳，都有很大的价值和意义。上午听了大家的发言，非常有启发，我想讲这么三点。
第一还是从立意方面来讲。立意当然就是从今天中国文化的境遇和文化建设来讲，这个可以说是大手笔了。我跟韩博士认识有十年以上了，原来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写作才能，看到本子以后，我觉得从整体上来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除了文采，主要是它所表达的思想。因为看了之后，首先的感觉就是能够产生对中国文化的敬意，我想不管是行内的还是行外的，可能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感觉，就是中国文化琳琅满目、美不胜收，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太多了、太美了，这种感觉非常强烈。
除了这个意思之外，我更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创作这样一个作品？这可能跟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境遇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境遇实际上就是一种忧患意识，尽管我们是做正面的、颂歌式的表达，但是激发出这种想法来，实际上是对目前中国文化状态的忧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境遇，在很大程度上，基本上是一个主体性丧失的过程，也就是说，基本上是跟着西方的一些价值理念在走，而中国文化传统自身的核心理念，它跟现代社会、现代生活的关系，是越来越疏离了。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尤其是经济上强势的出现，文化上捉襟见肘的感受就越发的强烈了。上午的很多发言也都提到这一点。那么实际上，这是我们目前文化整体上的一个状态，要想进一步走向世界，除了经济这种硬实力之外，文化软实力就更显重要，尤其是文化力量的表现，对我们的挑战和刺激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急迫。我们现在真切的感觉就是，你拿不出自家的东西来，我们目前所能表现出来的，基本上还是在西方话语的笼罩之下，也就是没有自我的形象。这个自我形象，除了表达形式之外，它实际上还是一些核心的价值理念。这些核心理念，首先就是要确定自我价值，重新来寻找、重新来诠释、重新来展现，这在文化建设中确实是居于中心地位的。所以，从宏观的大视野来看这样一种活动，我觉得才能抓住它的意义。
第二点想从这个主题来讲。因为我是研究儒家思想的，所以我有一种惊喜感，假如说今天到了可以把仁义礼智信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正面价值，甚至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立人之本这样一种核心价值来加以阐释、加以颂扬，这就是时代在发展、在转变的一种标志。因为从近代以来，儒家思想中的一些核心理念是不断受到批判的，而且像“五常”这些东西，它是处在火力的交叉点上，很多对中国文化的质疑和责难，都是集中在这些问题上面。那么现在能够重新提出这种价值理念，而且理直气壮地从正面来加以阐扬，这确实是标志着我们时代的前进，是经过这一百多年以后中国文化重新崛起的一个表征。
我是这么来理解的，中国文化当然是多元的，尤其在现代观念之下，它不是狭窄的，只从儒家着眼；但儒家文化确实是中国文化的主干，这一点在学术界应该是一个比较主流的看法。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说法，但儒家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典型或源远流长的思想文化的凝聚体，它的主导性是勿庸置疑的。所以我们今天把儒家文化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向前推进与发展的一个重要资源来发掘，就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在对儒家文化的看法上，我们要抓住一个什么样的脉络，以什么东西作为它的核心？我觉得《人文颂》这个本子，或者说这个策划创意，在主题这一点上应该是能立得住脚的。儒学如果从孔孟开始，或者更早，追溯到周代礼乐文化，那么到今天就是几千年的历史，其间变化非常复杂，人物众多，观念也比较复杂，但是我们看整个儒学发展的历史，它是有它的一些核心价值理念的，那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东西。这种东西不管哪个时代，它对于整个儒家文化都是一个基础性的、基石性的东西，它是不能动摇的，这其中，五常的问题当属其列。
“五常”在先秦时代实际上是两条线索。最早是从人伦关系着眼，社会结构的基础就是人伦关系，孟子较完整地讲了五伦，在这之前孔子只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人伦关系的思考和概括一直延续到汉代。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人们一直在探讨，人伦关系怎么去归结，比如说《管子》里面讲“十义”，《白虎通》讲“三纲六纪”，这等于是九种关系，但最后讲来讲去，五伦观念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后来就定型下来。那么这个五伦关系，实际上就是对社会结构的一种表述，就是将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归纳与总结。这条线索，构成了人们对社会认识和叙述的基础，因而在儒家文化里面，它是非常重要的源头。另外一条线索就是对人性的探讨。实际上这个跟人伦关系的理解又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说人的本质是什么？除了从人伦关系去解释之外，到底什么是人性之中最根本的，什么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重要的东西？到了孟子提出性善的观念，就是“四善端”：恻隐、羞恶、恭敬和是非，这四种要素，他用仁义礼智来一一对应。仁义礼智这些抽象的观念，实际上是跟人的善端、跟人的本质要素连接在一起了，这条线索就和五伦关系有了一个很好的匹配。
这两条线索，经过汉代儒生的改造和重建之后，它实际上就糅合成了一个东西，人伦关系的基础是血亲的，或者说是以血亲为基础的社会性的不断扩大，而仁义礼智信这些抽象性的道德品节，则是一种概括性更强、超越了某种具体性的东西，它更有绝对性和权威性。这两样东西，当然有一个拼合的过程，而且中间确实也有一些问题，在儒学发展史上留下很多疑点，包括三纲和五常的异同，这两者的关系，在儒学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问题。贺麟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五伦观念的新检讨”，他是学西方哲学出身的，对西方的思想观念有很深的了解，他用西方的哲理来分析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做意义和价值的分析，很有见地。他讲了这么一个意思，就是五伦属血亲的，每个人的血亲关系都有其规定性，对社会来讲，每个成员都有某种具体性；而五常则把五伦关系理念化了，因为仁义礼智信这样一些东西，它实际上是高度抽象化和凝固化的结果，是作为绝对理念而存在的。贺先生认为，这个绝对理念的建立，对于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基础的稳固，对于儒家伦理形而上哲学的建立，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一步的话，那么就会始终局限在一种具体的范围里面，它就没有一种绝对性。这种绝对性对中国文化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前面大家也都提到，中国没有宗教、没有上帝这样的权威，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绝对性的话，那个人的行为依据就丧失掉了，为所欲为，百无禁忌，他可以自做主宰，没有任何的制约性或敬畏感。所以五常这些东西，它后来实际上是扮演了中国式上帝的角色，它具有某种权威性，而且是一种绝对的存在，就是你不能够质疑，人的社会性、人的具体行为要通过五常来获得它的合法性，所以这一套东西是整个中国文化的基础，也是儒家伦理的根本，是非常重要的。
这两条线索到了汉代以后，就慢慢地沉淀在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价值理念里面，成为天经地义的东西，甚至成了一个绝对的必须要遵守的教条，没有什么商量和讨论的余地。正因为它是一个不可以讨论的东西，所以后来“五四”时代才要花那么大的力气来颠覆它，大力批判三纲五常，甚至产生了一些很激烈的说法，这就是要从根本上来破这个局，不然的话，传统根本就动不了。“五四”的问题我们今天不说，我们还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来讲，仁义礼智信五常的问题抓得很准，它确实是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内核，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五常之德在历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今天也比较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可，把它稍微现代转化一下，都可以接受下来，作为正面的东西来处理。但我要强调的是，它跟三纲的关系，因为在历史上，实际上汉代以后，三纲和五常是扭结在一起的，是一个整体性的东西。记得十多年前，王元化先生也提到过这个话题，他说当年陈寅恪给王国维写的挽词中，曾提到《白虎通》的三纲六纪问题，说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一个根本的东西，王元化先生后来讲，他想来想去，这个三纲还是不能要，所以在当时学术界就有这方面的讨论。一直到今天，大概就是所谓三纲一个都不能留，五常一个都不能丢，这基本上还是一个共识。另外，我们今天对五常的认识，也要注意到有一些西方化的情况，或者是经过了现代观念洗礼的问题。《人文颂》本子里面的一些引语，包括一些基本概念的把握是准确的，没有脱离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的本意，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仔细琢磨里面的一些解释，还是能看到它实际上受到了现代观念的一些引导。比如说“义”这个概念，本子里比较多的是从勇这个角度来解释，用了很多故事，都是从“勇”，或者从“志”来说。很多的当代叙述，义好像就是正义，义是不是就是正义？西方正义的观念有它自身的演变过程，那个所谓正义的观念，实际上跟中国仁义礼智信这个观念不是一个背景。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耶稣会士当时翻译中国儒家经典的时候，就有类似的问题，莱布尼兹解五常，也是用“正义”来解释“义”，后来有文章纠正过这个问题。到今天，在西方政治哲学中，“正义”是个非常核心的概念，但它显然跟儒家讲的那个“义”，背景上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说义和勇、志这些观念，还需要再琢磨、再考量。一方面我们要把现代的一些理解、现代诠释的要素能够融合在这个观念的阐释里边，另一方面也要有文化的自觉，注意到这两个东西的差别。像这样一些问题，在观念的把握上，还可以再得到加强。
第三点是从表现方式上来讲。在今天的社会里，音乐的文化穿透性确实是非常强的，它有一种跨民族、跨文明的传播优势，有其他的文化形式、特别是语言文字所不能替代的作用，它可以跨越各种障碍，很快让人感受到一些东西，所以用音乐来传递儒家的信息，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构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儒家没人提，几代人都可能不知道儒家，小孩子更是没有听说过。我记得最早就是有一首台湾歌曲，里面唱到传统儒家的思想指引我们之类的话，好多人可能就是从这个歌词里，才熟悉儒家概念的。后来当然我们也创作了一些歌曲，对儒家或者孔子的思想、人格进行歌颂，但那仅限于只言片语的方式，想要把儒家思想的宏大性展现出来，那是力所不及的。所以今天用交响诗或者交响乐这种方式，用宏大乐章诗篇的形式，把更为深刻的东西较全面地展示出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所以从形式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但是，这个创作最后所呈现出来的音乐形式，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们现在还想象不到，因为这个文学脚本要转化成一个音乐作品，最后通过音画形式展现出来，这中间还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所以最后的担子、也是更关键的任务是落在了音乐家的身上。尽管文学的处理已经很成功，有了很好的基础，但有很多想法，包括我们上午讨论的一些话题，它实际上都还是局限在文学层面上的要求，或者是一些观念的理解，但音乐最后怎么能够把它呈现出来，这大概才是我们这个工程、或这个活动成败的关键。所以我想到就是，那些中国传统音乐要素的挖掘和调动就非常重要，可能还要做一些细致的工作，因为有些音符在当代人的心灵当中已经有一些图像式的记忆、有一些自然的联想，他一听到那个音符，就有了对某个观念的想象。这方面的资料，可能就需要挖掘民间的素材，也包括观察现代流行的活着的格调，这跟重文本的方式就很不一样，这方面的准备，能不能再多做一点工作，给最后成形的音乐作品再提供更多的中国性的素材和原料，如果这方面能再下点工夫，那可能对音乐家的创作会有所帮助，而且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帮助。
（景海峰：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