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颂》历经三年策划论证和创作修改，终于拿出了一个完备的文本，可喜可贺！
听了专家学者，特别听了王部长的阐释之后，应该说对作品的来龙去脉，不论是从政治层面、社会层面还是文化层面的重大意义，都有了一个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这个作品从产生到现在形成一个文本，这个过程挺漫长的，有三年多的时间，我个人也很荣幸，从京生部长提出这个创意之后，我就有幸参与到其中，当时要求我们报业集团也拿出一个文本，我们按时交稿了，今年又希望我们对原有的文本再补充完善，我们也是按时交卷。我们深知这只是一些基础性工作，我们就是想给真正的执笔者，不管是作曲家也好，还是像韩望喜博士这样的学者也好，提供一些素材和资料。因此，我们这个文本基本上就是把儒家经典中有关“仁义礼智信”的论述，进行分门别类的梳理。这个工作既是一个思考和创作的过程，更是一个极好的学习过程。我们做这件事情，是很自觉很自愿地来参与这件事，因为它确实有一种文化的感召力，三年来，这么多人心甘情愿地投身于这件事情，我觉得恰恰体现出中华文化的这种内在感召力。在中国文化面前，我们所有人，尤其是所谓文化人、读书人，都会产生一种“中国文化拜物教”。这是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的一种尊崇，也可以说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崇拜吧！
刚才听了各位老师的发言，都非常有创意，有独到的见解。特别是听到景海峰教授谈到对于儒家文化的见解和分析，我觉得很受启发。我不是研究儒家文化的，我是做传媒的，不能像各位专家讲得那么专业，但是做传媒也有一个好处，就是看什么事情都是把它当成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社会现象，乃至一种政治现象。他是一个观察者，做的是观察和分析的工作。我从昨天开始，又将《人文颂》的文学脚本认真地重读一遍。读完之后，我就想，在这个座谈会上谈点什么意见呢？今天座谈会的开会通知上，明确提出要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从对中华文化传统及人文精神进行继承、发展和创新的角度来探讨《人文颂》的核心理念和重要意义，这就不能拘泥于一般的技术性层面泛泛而谈了，必须以更加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历史纵深感，来审视中华文化在百年风雨之中的跌宕起伏，由此，来深刻认识深圳率先策划推出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大型交响乐的时代意义和文化意义。我觉得，这不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具有相当的前瞻性和开拓性。因此，我就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阐释一下《人文颂》这部作品，何以在此时产生？其意义何在？何以在此地产生？其意义在哪里？换言之，就是想探讨一下这部作品在“此时此地”产生的意义在哪里。
第一点，我先谈谈《人文颂》在“此时”的意义。我以为，《人文颂》的推出是对中华文化百年沉浮的一次正本清源。我们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回眸一下，中国文化或者说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曾有过几次大的跌宕起伏。前面的几位学者都谈到了五四运动，实际上我的视野还要再往前追溯一下，我想回顾一下中国人如何以自己的文化形象自立于世界的问题。当中国文化面临着外来文化挑战的时候，中国的文化人有没有一种文化的自信？或者说以何种姿态和行动，来对待自己的文化乃至来守护自己的文化，这实际上反映了中国文化如何与世界文化对话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进程。
我们都知道，太平天国实际上是以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作为它的旗帜而搞起来的一场农民运动。我们且不去评价这个运动本身的是非成败，但是它的文化背景是很清晰的。而当时就站出来一个大文化人，就是曾国藩。照理说，曾国藩是一个汉族人，从满汉对立的角度说，清王朝是一个外族的王朝，他如果站在民族立场上，应该是反对清王朝而站在农民起义这边的。可是事实却恰恰相反，他非常自觉地站到清王朝统治者那一边去了。这是为什么？过去我们习惯于以简单的阶级分析来代替文化思考，今天不妨换一个视角，那就会发现他的这种选择，除了阶级立场之外，还有更深刻的文化意义。他是完全站在一个卫道者的立场来维护所谓正宗的“道统”。在他看来，当时代表这种文化道统的是清王朝，太平天国恰恰是要用外来的文化来动摇这种延续两千年的道统。这使曾国藩们感到了一种危险。我们从文本的研究中不难发现这种危机感。他在动员湘军起兵的时候，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讨粤匪檄》，这篇文章当中有一段话非常重要，他讲到为什么要起兵，他说：“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这意思就是说，这次起来捍卫的不光是满清政权，更是捍卫“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也就是孔孟建立起来的儒家道统。当这种儒家的文明秩序遇到危险的时候，天下的读书人都应该“赫然奋怒，以卫吾道”。在他看来，没有中华文化就没有中国，“卫道”比改朝换代更重要，他是以卫道的心态和姿态，来投身于一场对以外来文化为标榜力量的战争。所以他起兵的一个核心思想体现着一种文化选择。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这种选择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以卫吾道”嘛！
可是短短几十年之后，这种原本“天经地义”的文化选择，到了五四时期，几乎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卫道的观念成为封建的、迂腐的、不合时宜的观念。中国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几乎是不约而同地站在了儒家文化传统的对立面，“打到孔家店”也成了众人的共识。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要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进步意义和深远影响，我只是想提示一下当时中国文化人对儒家文化的态度转变。这个变化真是千古未有。这个时候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文化已经不像当年曾国藩们那么有自信了。当年曾国藩对自己的文化是充满自信的，他坚信我们的道统是好东西，我就是要捍卫它。可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认为，我如果捍卫这个道统就可能会误国，会耽误国家现代化，耽误富国强兵的大业。这个文化立场的转变是非常深刻也是非常严峻的。从这时候开始，我们对儒家文化基本上是一路批判、一路清算，一路摒弃，近百年间基本上没有停止过，从我们的经历来说，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还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即便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回顾一下，在80年代中期，又出来了一个西方文化热，引进了大量西方文化新潮观念，许多青年文化人以更加激进的态度来贬斥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由此可见，在过去的近百年中，我们对儒家文化其实并不恭敬！
我们回顾这么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只是为了说明：为什么要到“此时”，我们会再来一次文化选择上的180度大转弯？我们重新要认识中华传统文化当中优秀的东西，我们要从中国思想宝库当中，重新去翻检去寻找进而重新恢复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我觉得这实际上是整个中华民族对自己文化自信心的重建。经过了百年来的否定之否定，我们要重新肯定它的固有价值。我们经历了一百年的探索和发展，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正面的、反面的、痛苦的都经历过之后，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我们所走过的路。
因此，我认为在此时此刻，在经济上取得了重大成就——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我们又站在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我们需要在掌握经济话语权的同时，重建自己的文化话语权。我们终于有了一次重新捡拾自己文化宝藏的机会，这个机会千载难逢，或者说是最后的机会了，因为我们面前的传统文化园林已经是满目疮痍，近乎荒凉了，确实就像《人文颂》里面一句话所讲的，叫“仁义礼智信，命悬一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韩博士的这句话，这句话说出来分量是很重的，他说“仁义礼智信，命悬一丝”，说得多么痛切！但这确实是个事实。1997年香港回归的前夕，我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金耀基教授就中华文化的前途命运问题进行过一次很深入的对话。当时金先生说了一句非常震撼人心的话，他说：“二十年代，中国人看不起中华文化；到了九十年代，中国人已经看不见中华文化了”！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对当时现实的精辟概括。经过我们这些年的扫荡、批判、隔绝，我们对孩子的传统文化教育几乎断绝了，到了90年代，环顾四周，中国文化在哪里？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看到中华文化的危机。重建中华文化的精神大厦，重新确立中华文化的人文价值，重新构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拂去百年岁月的烟尘，让中华文化重现其灿烂光辉，是我们这一代中国文化人的历史使命，也是当今中华民族经济腾飞之后对文化身份重新确认的时代要求。而作为中华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因其百年蒙尘，更需要正本清源，去芜存菁，当此之际，深圳推出这样一部大型儒家文化交响乐《人文颂》，且专门撰写出详细解说儒家文化精髓的这样一个文本，它对未来的昭示作用，即前瞻性是很强的。因此我觉得，这个作品在此时产生，可以说是应时而生，应运而生。我们可以设想一下，早上十年二十年它出得来吗？恐怕出不来，那时候，我们的国力还不够强大，中国人也还没有今天这样的文化自信；再晚些行不行？再晚了也不行，现在已经是“命悬一丝”了，再晚就连那一丝都断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在此时此刻诞生，确实是生逢其时，恰恰顺应了整个中华民族振兴的一种需要，这是一种大需要，用国家文化主权的概念来描述，是从政治学的概念来说的，如果从文化学的角度说，就是整个中华民族需要一个精神家园，包括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需要一个共同的精神家园，而拥有这种巨大凝聚力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儒家文化。这就是我要说的“此时”的概念。
第二点，我想说一下“此地”的概念。这里所说的此地，也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中国，这个“此地”的概念是对应于世界的大范围来说的。我认为，在当今中国推出《人文颂》这样一个作品，无疑是对现代化大潮中中华文化身份的一次形象确认。我们不能否认，20世纪实际上是西方文化席卷全世界的过程，它有一个非常具有感召力的词，就叫现代化。现代化在中国20世纪早期，一度被当成西方化的代名词，当时的学人一说现代化就是指的全盘西化。对此，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曾有一段简单明了的概述：“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的，而是因为它是近代的或者现代的。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的。这一觉悟是很大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现代化成了西方化的代名词，而西方列强也正是借着现代化之名，把他们的文化观、价值观连同他们的商品一起推销到全世界。当时中国的读书人也是这样看的，西方化就是现代化，我们要想现代化就必须要西方化。按照这样的思维逻辑，我们要想跟西方走，我们就得把自己的传统文化统统抛掉。尽管当时也有争论，但是论争的双方力量悬殊，胜负也毫无悬念。事实上，西方正是用现代化的观念开路，来带动整个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也把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推向了全世界。但是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一些变化，比如东方的一些国家陆续实现了现代化，但是他们并不是毫无选择地接受西方的那一套，而是很小心地呵护自己的文化传统，比如说日本、新加坡。新加坡的李光耀早在70年代就提出一个“亚洲价值观”，认为在现代化的概念当中，不都是西方化的，东方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后来马哈蒂尔也提出类似的观点。随后，像香港、台湾这样一些华人聚集区，也先后实现了现代化，这就使得东方的这些现代化发展模式，开始形成自己的声音，也就是说在西方化的版图当中，加进了东方的因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除去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因素之外，更深的内涵就是这些国家和民族产生了寻求自身文化身份被认同的内在需求。一个国家，当它逐步摆脱贫穷落后，开始跻身于现代化国家行列的时候，他往往要寻求自己在文化上的话语权，也就是说需要一种文化身份的认定，要表明我不是你，我是我自己，我有我自己的东西。东方各国所寻求的是，既保留自己的文化传统，又与世界接轨的发展模式。我们到日本去看一看，他其实是很小心地呵护着自己的文化传统，诸如茶道、书道、剑道、花道……都保存得好好的。如今，我们中国也在快速走向现代化，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曾经产生过举世惊叹的灿烂文化，但是我们自己却很不珍惜。我们曾经像个富可敌国的大亨一样挥霍我们的文化遗产，一度还把我们的传统文化毫不客气毫不吝啬的毁灭掉，到文革时期可谓登峰造极。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也开始搞现代化建设，我们走的是和西方不完全相同的道路，叫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过三十年的艰苦奋斗，我们成功了，现在全世界都承认，中国经济上的现代化是成功的，形成了“中国模式”。而经济上的成功，就给文化提出了一个非常大的命题：如何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我们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价值，要用自己的色彩塑造自己的形象，要以自己的声音来表达自己的意志。于是，我们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文化宝库，我们重新发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人文意义的思想内容，也就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这成为我们向世界表明自己文化身份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成为中国人在世界上安身立命的根基。同时，这也是渗入所有中华儿女血脉中的传统美德，是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而要凝聚这种文化认同感，就需要一些特殊的载体，一些容量巨大、传布至广的载体。我们这个儒家文化交响乐《人文颂》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产生的，它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在现代化大潮中，中华文化身份认同的一个形象标识。这是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在香港澳门相继回归，两岸互动开始越来越紧密的时候，整个中华文化圈，也需要一个文化身份的共同认知点，需要一个海内外华人共同的文化理念。于是，儒家文化又顺理成章地成为一个具有非凡凝聚力和感召力的大磁场，使我们在构建大中华文化圈的时候，能够有一个坚实的内核。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文化交响乐《人文颂》的产生，其实也是应和了这样一种需求，是符合这种大趋势的。
在前面谈到“此地”这个地域概念的时候，我说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此地”是指中国，还有第二个层面，那就是“此地”特指深圳。儒家文化交响乐《人文颂》由深圳这个城市策划推出，同样具有特殊的象征意味。这个作品在“此地”产生，似乎不应该只当作一个偶然现象来看，它也有其产生的内在需求和外在的象征意义。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场，也是中国最早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试点城市，同时它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中国最年轻的城市之一。以这样一个市民平均年龄还不到30岁的年轻城市的身份，一个市龄还不到三十年的现代化新兴城市的身份，来推出这样一个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的颂歌《人文颂》，其意义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它至少说明了一点：当中国社会发展到一个比较现代化、比较强盛的时期，就必然会产生一种文化的自觉，就会比较自觉地开始营造自己的精神家园，同时也会比较自觉地呼唤一种文化身份的确认——在深圳这座最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城市，它对文化的需求显然是更加迫切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此时，在此地，推出这样一个儒家文化交响乐《人文颂》，既是得风气之先，也是领风气之先。刚才听到大家说，深圳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深圳现代化进程实际上也在昭示着预演着中国未来现代化的步伐。如此说来，深圳对于传统文化的弘扬、重振与创新，这本身不也具有某种开风气的意义么！
说到这儿，我的基本意思都说完了。末了，想再顺便谈几句和现代化有关的题外话。我们刚才一直在回溯历史，此时不妨再回顾一下1900年深圳发生的一件大事，那就是三洲田起义。近代史学家都认为这是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满清政权的第一枪，但是，如果把“这一枪”放到更加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去观照，你会发现，1900年10月6日的那一枪，分明也是中国人谋求国富民强、寻求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第一枪。当时的先贤们或许想象不到，100年后，正是在这打响第一枪的地方，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伟大篇章的第一页。深圳既是现代化梦想萌生的地方，同时也是百年梦圆的地方。今天，我们在这座城市，奏响经济腾飞、文化复兴的宏伟乐章，推出这样一个具有时代意义，同时又具有民族色彩的文化精品《人文颂》，作为深圳人，我们有理由为身逢盛事、共襄盛举而感到欣慰，同时，深感自豪。
（侯军：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