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北京人权论坛18日在京闭幕。两天时间内，来自联合国以及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高级官员、专家学者和驻华使节代表等逾百人，就“人权”这一人类永恒的话题展开坦诚交流。然而，跨越文化的障碍谈论人权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中国当代历史和政治中心主任研究员鲍罗季奇·弗拉基米尔·菲德洛维奇说，人权是西方人创造的一种规范价值参考标准，在社会背景各不相同的社会里，人权制度的实质和内容存在根本性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卜卫也认为，在人权框架背后，隐藏着产生于特定的社会文化结构中的人权话语建构及其权力关系。在大众媒介或公共话语中，关于人权话语表现出一种“迷思”：人权是西方的，似乎不存在东方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或集体的并赋有正面意义的人权。
幸运的是，在政治家、外交家、学者等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经常性的跨文化交流使相互理解成为可能。欧洲人权法院法官伊丽莎白·施泰纳说她自己就是受益者，“通过对中国的几次访问和与中国学者的定期讨论，我们更加深切地意识到，在面对共同的问题以及努力改善人权等方面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永远都不应低估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
“说比做容易，保护和改善人权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想一下我们在欧洲花了多长时间才最终形成保护人权的共识。”伊丽莎白·施泰纳强调，一个国家永远都不应该批评另外一个国家进展缓慢，当然也不应该这样批评中国，“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你们遭受了多少年的战争和贫困，知道你们拥有如此众多的人口和复杂的经济社会环境，发展会有多困难。”
“一些国家的悲惨经历表明，不考虑具体的历史背景、社会现状、民族和宗教传统及其他因素，一味推行民主发展的统一标准，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乌兹别克斯坦国家人权中心主任阿克曼·萨义多夫说，如果对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及中国在过去的岁月里所取得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做一番客观评估和分析，人们便可坚信，经济发展和人权保护领域的“中国模式”具有不可置疑的实用性。
诸多与会者都注意到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的“中国梦”对人权提出了更高要求。荷兰人权研究所所长汤姆·茨瓦特认为，中国如何才能促进全球人权的发展？这一问题并不是中国应该向西方人权专家进行学习的，而是西方人权专家应该向中国学习的东西。历史上的两次重要时刻，即欧洲的启蒙运动和《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中国已对世界人权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实现“中国梦”，中国应该能够作出第三次重要贡献。
汤姆·茨瓦特表示，中国在积极与世界分享自身人权理念和观念的基础上，做出了更为自信的决策，这符合中国自身利益，同时也符合全球利益。一直以来，中国都在承受西方国家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批评的声音，很多情况下这种批评都是因为西方国家对中国所出现的人权思想争鸣产生误会和不甚了解造成的。通过积极主动参与国际人权讨论，中国正在从根本上消除这些偏见产生的根源。
对于人权保障来说，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国人民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力宇说，我们有必要通过不断挖掘各国、各民族的人权思想和文化并加以整合，对普遍的人权观念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解释，从而形成本民族能够接受的人权理念。同时，还应当积极推进跨文化的整合，求同存异，在国际人权领域达成某些符合各自文化背景的共识。这样才可能在不违背最基本的人权理念的情况下，实现最大限度的理解和包容，使各国人权事业能在互相理解和借鉴中发展。
“我们应该在人权议题上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与合作。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最重要的是相互学习、从长远意义上逐渐改善人权保护状况。”伊丽莎白·施泰纳的倡议获得了持久而热烈的掌声。(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