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角度呈现历史
至于如何写“南京大屠杀”，血腥的大屠杀现场和事实肯定不能避开，这也是揭露日军罪行的重点。然而，即使对这些重点事实的本身的叙述，显然也要保持客观性。所以我的书里，除了中方受害者的讲述外，近一半内容是让施暴者自己来“讲述”其犯罪经历，同时还找出许多“第三方”的见证者来“讲述”，这种效果与人们日常听到的法庭审理案子一样：当我们听完原告陈述之后，又“逮”住犯人“自供”，再找出“第三方”来“证言”，如此这般，案件本身便可达到无懈可击的最终目的。同时还可使案情层层剥离、情节精彩纷呈，起到环环紧扣之效果。
但仅关注这一层是远远不够的。在追寻“为什么我们输得那么惨”和“日本人为何要残暴地屠杀我那么多同胞”等问题时，我把视角投向了当时的“国军”和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以及那些被日军残害的中国军人及南京市民身上，结果发现了太多令人意外和伤感的事。比如：半心半意的抗战国策、混乱无序的军事指挥系统、失之毫厘的战机、自相残杀的恶性后果、可憎可恶的汉奸、贪生怕死且极端自私的军人与奴性十足的百姓等等。与之相反，我看到日本精心谋划的侵华战略与战术，普通国民对国家和天皇的效忠之心，从最高指挥官到普通士兵都能写“战地日记”。日本侵略军用的是“乡土部队”，即按兵员的户籍地组成部队师团支中队，如大阪团、京都旅、冈田中队等，这种部队编制，让士兵们谁立功、谁厌战，一清二楚地暴露在“老乡”眼里。如此“人盯人”、“人跟人”的部队编制，使得战斗力和竞争性特别强盛，由此也有了臭名昭著的“杀人比赛”等恶魔行为。透过上述这些对“敌方”的深入了解和叙述，作品就更具客观性和厚度。而这些，要使作品成为力作与精品，依然是不够的。
对历史题材的创作，贵在通过事件本身和人物的命运来提炼和总结出具有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的文学思想及警世价值。透过“南京大屠杀”，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太多，尤其是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决定了两个国家之间的决战必然是你死我活的残酷结局。过去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揭露日军杀人的残暴，血淋淋的场面，惨不忍睹，触目惊心。但在我看来，这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是肤浅的。因为当我倾听那些幸存者的讲述，尤其是在阅读那些参与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们自己所记述的现场经历，以及看过诸多当年中日两国政府、军界的史料时，另一种强烈的情绪冲击着我的胸膛，这便是：有备而来的日本侵略者和无序无备的中国政府与中国军队；狡黠与精明的日本军人和麻木、自私、贪生与奴性的中国百姓。如此强烈的对比，让我看到了血淋淋的“南京大屠杀”背后的那么多民族屈辱与国民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