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末甲申年,作为失败者的崇祯和作为胜利者的李自成的命运都是悲剧性的,二者零和式的内耗成就了满人入主中原的勃勃雄心。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全面抗战的达成,1945年,中国抗战取得了胜利。这两段具有惊人相似之处的历史,却有着迥异的结局。在满汉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明末农民军没有和崇祯达成民族统一战线,这是导致李自成和崇祯悲剧的关键原因。重温并比较这两段历史,其中关于民族统一战线、地缘政治和“关外问题”的经验和教训,将给未来中国以指导和启示。
“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
——毛泽东
每逢重大历史时刻,人们总会想起明末甲申年。1944年,郭沫若在中国抗战取得胜利的前夕写下了警世名篇《甲申三百年祭》。1949年初,从西柏坡准备进京的毛泽东风趣地将此行比喻为“进京赶考”。毛泽东在回答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的话时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同志在西柏坡说:“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自1644年明亡迄今,甲申年已过了它的第六个甲子。今天再祭这个年份,回味其前后发生的人和事,会有新的认识和体会。
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20世纪30年代初,面对日益壮大的红军力量,蒋介石曾多次借古喻今地悲叹:“亡明覆辙,殷鉴不远。”1949年初,毛泽东进京前表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国共两党领导人如此注重研究明史,大概是因为两党在1927年后的历程与明末甲申年前后的故事——尽管结局大不相同——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明朝末期,阶级矛盾极为尖锐,天灾人祸不断发生,农村破产、阶级压迫和剥削日益加重,全国到处都有农民起义爆发。1627年,陕北白水县农民王二率领数百农民杀死澄城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1628年,王嘉胤、张献忠、高迎祥、王左挂等纷纷起兵响应。1629年(崇祯二年),李自成在米脂投军,因欠饷杀死参将和当地县令后投奔高迎祥。明朝廷任杨鹤为三边总督,对农民军进行围剿。在东北方向,金兵于当年(1629年)第一次入塞并兵临京师城下,史称“己巳之变”,明朝廷急调兵力北上保卫北京,致使关内防务空虚,杨鹤围剿失败。
由此后推三个世纪的同一时期:1927年4月和7月,蒋介石、汪精卫等先后叛变革命,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为了挽救革命,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9月,中国共产党在湖南、江西边界领导和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率军进入井冈山。1928年4月,毛泽东与朱德会师。与此同期,日寇南犯日频:1928年5月,日军制造“济南惨案”,打死中国军民一千多人,占领济南;6月,日本在沈阳皇姑屯车站炸死张作霖;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
1633年(崇祯六年)冬,李自成与张献忠等合兵,冲破官军包围,渡过黄河而后入河南,下郧阳(其区域大致相当于今湖北十堰市);张献忠部取信阳等地,马守应部逼四川,李自成转汉南。1634年(崇祯七年),李自成在兴安(今陕西安康)车箱峡用计脱险后,攻杀平凉。年末,明朝廷又提升已于崇祯四年接替杨鹤任陕西三边总督的兵部右侍郎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接替因招抚失败放走李自成的陈奇瑜,总督陕西、山西、河南、四川和湖广军务,统一指挥各路官军对农民军实行残酷围剿。1635年1月,张献忠等起义军直捣明中都凤阳府(今安徽东北),引起明王朝恐慌。1636年(崇祯九年)7月,高迎祥在盩厔(今陕西周至)战败,被捕后牺牲。当年,李自成被推为闯王并率众“以走致敌”、声东击西、避实击虚,从渭南西进,连下阶州(今甘肃武都)、陇州(今陕西陇县)、宁羌(今宁强)——与毛泽东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推为中央军事指挥的经历及所采取的突围战术相似。后旋兵分三路入川并在昭化(今广元西南)、剑州(今剑阁)、绵州(今绵阳)屡败官军。1637年11月,围攻成都。同年,杨嗣昌会兵10万,增饷280万,提出“四正六隅”和“十面张网”策略——与蒋介石在江西采取的“步步为营”的围剿方针相似,限制起义军的流动性,以达到各个击破、最后歼灭的目的。农民军为此遭到重大打击:1638年(崇祯十一年)1月,张献忠兵败降明。李自成围攻成都多日未果,遂折师梓潼(今四川绵阳东北),遭洪承畴伏击,失利后放弃四川北上入甘,在河州、洮州(今甘肃临夏和临潭地区附近)和洪承畴的追兵两次交战连遭失利。后又折而东返,转战川陕。10月,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孙传庭的埋伏,近乎全军覆灭。李自成带着刘宗敏等18人进入陕南商洛山中。
鉴于农民军受到重挫,崇祯调孙传庭、洪承畴等往辽东防务线。此举使处于革命低潮中的李自成在商洛山中获得休整喘息。与此同期,东北方向狼烟再起:金军于1634年、1636年(此年后金改称“清”)和1638年三次入塞。
1638年5月,崇祯提出“剿兵难撤,敌虏生心”的题目请诸臣破解,兵部尚书杨嗣昌为此提出“必安内方可攘外”的解决策略,力主通过与清议和而得以全力清剿关内农民义军,此提议得崇祯默许,但遭到宣大总督、勤王兵总指挥卢象升及全国上下的激烈反对,致使崇祯举棋不定。而清军方面则坐等李自成和朝廷军队的内耗进一步加剧以图渔利。
由此后推三个世纪的同一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也在与国民党军队进行着反“围剿”战争。1930年11月,国民党调集约10万余兵力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歼灭国民党军1.5万余人,活捉敌第18师师长张辉瓒,红军获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1931年2月,蒋介石再发20万人的兵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对红一方面军实行“围剿”。中央红军“诱敌深入”,连打五个大胜仗,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6月,蒋介石亲自坐镇南昌,自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调集约3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先击破红军主力,捣毁根据地,然后再深入进行全面清剿的作战方针。红军方面军总前委决定仍以诱敌深入方针应对,毙伤俘敌3万余人,获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1932年5月,蒋介石采取逐次转移重点,实行各个击破,最后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沉着应战,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3个师,俘敌万余名,缴枪万余支,第四次“围剿”基本破解。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兵力,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路线把持中央领导机关,提出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保守苏区每一寸土地”口号,与国民党军队实行正面决战,致使红军遭到严重削弱并被迫进行长征。1934年11月湘江之战失败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为了纠正“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1935年1月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解除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议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成为红军作战的指导方针。遵义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真正走向成熟。
1935年6月,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在强渡大渡河后与四方面军会师。此时,中央内部出现张国焘南下入川还是毛泽东北上陕北的不同主张和张国焘脱离坚持北上的中央、率军南下川康的分裂事件。毛泽东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方面军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翻越六盘山,突破国民党军最后一道封锁线,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红军到达陕北延安一带,建立陕甘根据地——此与李自成蛰伏商洛山隔河相望且直逼中原的经历相似。与此同时,蒋介石调张学良东北军——张扮演的正是当年洪承畴、杨嗣昌的角色——到陕西围剿陕北红军。
在东北方面,1933年1～5月,日本侵略军已占领中国热河、察哈尔两省及河北省北部大部分土地,进逼北平、天津,国民党政府鉴于所谓“亡明覆辙”的教训,也提出与杨嗣昌相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设法与日本人议和并签署了限令中国军队撤退的《塘沽协定》。1935年11月,日本唆使汉奸殷汝耕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冀东22个县宣告脱离中国政府管辖,沦为日本殖民地。此事促使北平学生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华民族陷入全面危机。蒋介石为打内战不惜投降卖国的政策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揭露和全国人民的反对。1937年8、9月,蒋介石约见德国大使陶德曼,谋求与日本外交“调停”。蒋介石——与崇祯面临的压力和选择结果相似——在国人巨大舆论、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的压力及日本侵略者“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重重倒逼下,最终放弃此努力。
1637年(崇祯十年)杨嗣昌在《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中用“星星之火”来描述方兴未艾的农动起义,称当时的破产农民“逃溃转多,饥馑荐臻,胁从弥众,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分之一股,各称十数万;合之股股,不啻百余万。而黄河以南,大江以北,东连庐、凤,西尽汉、延,幅员数千里之间,一任往来飘忽,生灵百亿万之命,尽遭屠戮伤残”。此前8年即1629年,明陕西户部侍郎南居益上疏中用“燎原之势”形容农民运动对明王朝将产生的冲击,称“九边要害,半在关中”,“皆缘饥军数数鼓噪城中,亡命之徒,揭竿相向,数载以来,养成燎原之势”。有比较意义的是,1930年初,毛泽东为批判当时在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时党内的悲观情绪,著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预言中国革命“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历史上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历史鲜有相距三百年后连文献用语都如此吻合的时段。大概是由于这两段历史所展现的惊人的相似特点,清朝以来多有政治家加入明史研究行列。“治史者证其真伪,治国者察其兴衰。”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注意研究明史。1933年,蒋介石为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解释道:“亡明覆辙,殷鉴不远。”他不仅要求儿子蒋经国读明史,亦要求软禁中的张学良读明史。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要求高级干部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在文章开篇处说:
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郭沫若说得一点没错,即使在他这篇文章发表60多年后的今天,明末甲申年,对任何一个有民族使命感的人来说,都是不能释怀的年份。
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2017世纪40年代的明朝末年和20世纪同一年代的中国历史所展现出的相似的历史逻辑,由于主角群体不同,演绎出的却是完全不同的结果:毛泽东没有成为李自成,蒋介石也没有成为崇祯,日本人更没有也不可能在中国续接清祚。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岛。由此前推约三百年即1644年4月25日(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景山)寿皇亭;1645年9月,李自成率部到达湖北通城,遇难于九宫山。
重温明末甲申年前后的人和事,我们不难发现促成20世纪中国避免重蹈“亡明覆辙”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以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迅速抓住这个“时局转换的枢纽”、作出了与蒋介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英明决策。事实上,毛泽东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建立统一战线的认识早在日本打入东三省之日就形成了。毛泽东说:“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东三省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在1933年,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这样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当局拒绝这个提议。”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的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的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在中共中央的主导和周恩来同志的推动下,事变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全面抗战的局面由此形成。
由此反观三百年前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等,则没有如此远见。他们看不到明末出现的满汉民族矛盾上升和汉民族内部阶级矛盾下降的时代特点,不是主动抓住而是机会主义式地、透支性地反复挫伤崇祯向他们率先释放的“寇亦我赤子,宜抚之,不必专戮”的和解政策。这种被毛泽东称之为“李闯式的流寇主义”的作风,终使明王朝失去团结一致、共同抗清的历史机会,也使农民义军失去在共同对外的统一战线中“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历史机会。
1628年,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上疏,建议在“辽东战事节节溃败,西南西陲又捉襟见肘,前后丧师失律,士马刍粮器械一时俱尽,封疆元气大伤”的情况下,当“严为之程,宽为之地,图之以渐,镇之一静”。对此,崇祯批示:“培养元气,今日要务。” 1629年(崇祯二年),清军第一次入塞,长期的辽东患乱已升级为民族冲突的战火,同时黄土高原上的义军烽火已成燎原之势。当年崇祯在行人(掌传旨、册封等事务的官员)马懋才反映陕西情况上陈中批示“本内宽恤事宜一并申敕行”。1630年(崇祯三年)2月,义军攻宜川并围韩城,崇祯在巡按吴焕加急上报的材料上批评当地政府“以抚失宜”,要求他们“加意辑绥,察吏安民,以底平康之治”。 8月,崇祯在河南道御史王道纯上疏中批复:“饥民啸从,由地方官失于抚戢。”当月又批复礼科给事中张第元上奏:“守令一方,司命催科,抚字得法,自然盗息民安,抚按司道察宜核,著所司即与申行。” 1631年正月,崇祯在文华殿召见辅臣九卿及各省朝觐监司,谈到三秦之乱时说:“寇亦我赤子,宜抚之,不必专戮。”4月,崇祯向陕西参政刘嘉面授机宜时再次强调:“寇亦吾赤子也,宜招抚之,不可纯剿。”
与蒋介石在“皖南事变”中口是心非的作法完全不同,崇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631年(崇祯四年)初,三边总督杨鹤以隆重仪式接受受到重创的陕西最具战斗力的神一魁起义军“归顺”,杨鹤授其守备官职,发降兵饥民印票,允其回乡。崇祯对此极为满意,赞杨鹤“相机招安,允协朕意”。为表示诚意,杨鹤下令官军都安营休息,非奉总督军令,不许妄杀一人,此政策使神一魁降军处于完全自由的无约束的状态。杨鹤还向皇上申请帑银二万两,作为降丁的“续命之膏”。
1633年(崇祯六年),金兵攻取旅顺。11月,包括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在内的各部义军首领向京营总兵王朴表示愿意接受招安。在被接纳后,各部首领中的10多人还“环跪泣请,惟命生死”。然而,就在官军北向抗清之际,这些刚发过誓的人利用朝廷的优抚政策暗渡黄河,随后即再度反叛:攻克渑池县城后即向新安、洛阳进发。史载农民军“来则十余万,如飘风骤雨。卒难回避”。湖广、陕西、四川各地大吏,上章告急。
1634年(崇祯七年)初,广鹿岛明守将尚可喜降后金。7月,金兵攻克保安,沿边众城堡失守。京师戒严。8月,李自成被官军困于汉中府兴安州车箱峡。适逢大雨,弓枪生锈,战马死亡过半。“自成大窘,乃自缚乞降”,向五省总督陈奇瑜表示愿接受安抚。陈奇瑜请示并经崇祯批准后接受李自成的请求。特许李自成撤离至安全地带,各给免死牌,供其粮草,对愿意返乡的,要求地方政府沿途不得袭击。在陈奇瑜的安排下,农民军各部安然走出天险道,一路有士兵护送,供其酒饮,易马而乘,抵足而眠,盔甲都换上了新的,补上丢失的弓箭,农民军不仅脱离了全军覆灭的险境,而且还得到完全的休息。但李自成行至宝鸡后遂而反约,杀遣送官参将柳国铭等50余人,各部农民军尽缚安抚官员,或杀头,或割耳,或杖责,或缚而掷于道旁。随后进攻宝鸡、麟游等七县城。在辽东事起的情况下,崇祯无奈急调河南官兵进入潼、华,湖广官兵进入商、洛,四川官兵经由兴、汉,山西官兵出蒲州、韩城,合力围剿农民起义大军。即使如此,崇祯也没有完全放弃对农民军招抚的政策,要求各部“分别剿抚”。由此可看出当时崇祯——若比较三百年后同期的蒋介石在“皖南事变”中对待中共的立场——与农民义军建立统一战线的愿望是真诚的。
11月,崇祯下令逮捕安抚失败的陈奇瑜。主张力剿农民军的洪承畴总督山西、陕西、四川、湖广、河南军务,仍兼三边总督,令河南、湖广、四川、山西兵马入陕力剿农民军。农民军避实捣虚分兵突出陕西,一分为三:一路由陕西上平阳、入山西;一路由武关向襄阳,进入湖广;一路由卢氏东向进入河南。以后其他二路也陆续由山西、湖广进入河南。“数十万大军会集于河南,其声势之大已非昔日渑池渡时可比了。”45崇祯不得不将山海关宁远一线的劲旅调到关内,由此造成关外失守。
就在崇祯调洪承畴、卢向升大军在中原堵截农民军的时候,1636年(崇祯九年)6月底,北方清军突破长城要塞喜峰口,迫使北京于7月3日宣布戒严。清兵铁骑攻至皇陵所在地天寿山,进抵昌平,其前锋已达西山,明朝兵部急调山东总兵刘泽清、山西总兵王忠等入援京师;同时朝廷还要与农民军作战。7月中旬,高迎祥军被围困于陕西周至黑水峪,高迎祥被俘杀。此事导致农民军纷纷向官军投降,再次请求朝庭赦免。
1638年正月,张献忠、刘国能等求抚。尽管杨嗣昌反对,崇祯仍坚持“不可尽杀”,要求兵部尚书衔兼右副都御史熊文灿、监军刘元斌“剿抚并用”,这“事实上已默许熊文灿、刘元斌大胆招抚”。崇祯的宽待使接受招抚的张献忠仍能保持着自主性:张献忠仍可以掌握着自己的军队,不接受整编,其驻地谷城(湖北襄阳西)及罗汝才驻地房山、竹溪一带反成了张罗二部的独立王国,以至谷城知县阮之钿哀叹无土可守,无民可牧,无赋可征。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更是极言:“献忠之降难信。”崇祯为了抗清大局对这些置疑“一概置之不理”。相反,为了说服大臣们,崇祯于当年5月初给大臣出了一道如何解决“剿兵难撤,敌虏生心”两难问题的策论,要求“卿等忠能体国,才足匡时,其悉心以对”。
然而,就在李自成等农民军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孙传庭的埋伏后转入陕南商洛山中陷于绝境时,皇太极率清兵于1638年9月分两路迅速突破明军长城防线,大举入关南下。1639年(崇祯十二年)正月攻陷济南,3月,由青山口出长城北归。此次清军深入2000余里,半年时间攻占70余城。崇祯不得不再次抽调大军支援。张献忠趁关内防务空虚再次反叛,并与李自成会合重新向朝廷发起攻击;清人则在关外屯积重兵,准备坐收渔利,黑白通吃。
1643年(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同年9月,在河南汝州歼灭明陕西总督、七省督师孙传庭的主力;10月,破潼关,孙传庭阵亡,旋乘胜进占西安。1644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定都长安,年号永昌;同年3月18日,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4月,多尔衮率八旗军与明总兵吴三桂合兵,在山海关内外击败李自成。6月,李自成渡黄河败归西安。1645年(顺治二年)正月清军破潼关,李自成经襄阳入湖北;3月底,进入武昌,后被清军击败弃城而逃;4月底,在距江西九江40里处被清军攻入老营,刘宗敏被俘杀害、宋献策投降、牛金星不告而别,李自成逃至湖北通山县,9月亡命于九宫山。就这样,崇祯和李自成在拉锯式的反复火并中最终双双倒在清人脚下。
今天看来,在满汉民族矛盾上升、汉民族内部阶级矛盾下降的时期,崇祯提出的安抚为主、“培养元气”,以求阶级合作共同对外的政策,尽管不得已,但还是非常英明的。遗憾的是,这一由崇桢主动发出的与农民军建立抗清“统一战线”的正确愿望却遭到具有浓厚“流寇主义”作风的各路农民军透支性和破坏性的利用,以致双方最终走向鱼死网破的结局。
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从不同的立场看到了李自成流寇主义作风产生的政治危害。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说:“三百年的明室,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毛泽东注意到李自成无原则的“流寇主义”对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1929年,他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中批评一部分同志存在的“招兵买马”和“招降纳叛”的流寇作风,强调说:“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环境所不许可。”
经验与教训
作为失败者,崇祯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作为胜利者,李自成的命运也是悲剧性的,二者零和式的内耗则成就了满人入主中原的勃勃雄心。有趣的是,三方的悲喜结局竟在明末甲申年中不期而遇。郭沫若看中了这一年份的特点,他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说“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温故可以知新,时隔60多年后,我们重温明末甲申年及其前后事件,会在如下三方面有新的体会和总结。
民族统一战线。面对风雨中飘摇的明政权,崇祯自我解脱地说:“朕非亡国之君,事事乃亡国之象。”明末“亡国之象”中自然有天的因素,但更有人的责任;在后者中,今天再看,明末农民军不能认清矛盾的时代变化,在满汉民族矛盾上升的时候没有与崇祯捐弃前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是导致李自成与崇祯在甲申年双双倒在清人脚下的关键原因。
有比较意义的是,尽管崇祯和三百年后的蒋介石都主张“安内方可攘外”,但在崇祯的“内心深处仍是攘外重于安内”,而蒋介石则正好相反。在满汉民族矛盾上升、汉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下降的时期,与蒋介石比较,崇祯更能从政治的高度,以极宽广的胸怀看待抗清民族统一战线问题;只是不逢天时,崇祯面对的是李自成这样具有浓重“流寇主义”情结的农民武装,这使他的抗清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可能有任何推进。比较三百年后同期的毛泽东,在国土沦丧、中华民族陷入危机之际,他却能迅速抓住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造成的历史机遇,逼使蒋介石与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成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流砥柱,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空前壮大,成为决定中国政治前途的根本动力。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与此相反,三个世纪前的李自成则因其反复透支性诈用崇祯的阶级和解政策,致使双方愈挫愈奋,内耗日深并最终在“两者不肯相舍”的厮杀中于明末甲申年(1644年)为清人“得而并禽之”。
这段相隔三百年的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反正两方面的教训和经验对未来中国具有永恒的指导意义。今天,中国已经崛起于世界的东方,这引起西方反华国家的围攻,甚至剿杀。2010年4月1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说:“如果10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地球资源根本承受不了,全世界将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历史,尤其是明末甲申年及其后来的中国历史表明,如果没有内乱及由此产生的中国内部分裂,外来力量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是无可奈何的。大概也是基于这样的经验,毛泽东建国不久就告诉我们:“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坚持国家统一高于一切,大概也是毛泽东“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之一。
地缘政治。毛泽东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拒绝李自成的成功经验。比较李自成流动作战和毛泽东红军长征的路线,我们会发现二者取得天下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注意对中国地缘政治规律的研究:在低潮时均没有选择入川寻求诸葛亮式的偏安,而是主动折师北上、进入贴近中原的陕南商洛山和陕北高原蛰伏,并由此再度崛起,随后便长驱直入北京。
三百年间与此相反的人物是张献忠和张国焘。张献忠与李自成分离后转战中原,于1640年和1644年两度步诸葛亮后尘由江淮西向入川并立都成都作偏安选择,张献忠本人连同他的政权于1646年被清军剿灭。由此后推三个世纪,毛泽东与张国焘于1935年6月也发生过南下还是北上的争论:当时毛泽东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方案“事实上会使一、四两方面军被逼退到西康地区……如果我们被敌人封锁在这个地区,将成为瓮中之鳖”;而张国焘则反唇相讥说,“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事后张国焘归队及中国革命在陕北成功的经验已使毛张这场争论的是非有了明确的结论;同样的理由,当年李自成入川后迅速北上折入商洛山的决策要远比张献忠入川作诸葛亮式的盘踞高明。今天再读并比较这两段历史,可以进一步补充的结论则是,如果当年张国焘真与中央分裂并入川实行割据,其结局决不会比三百年前同期的张献忠更好。
“关外问题”。在李自成的“种种的错误”中,造成“后来失败的大漏洞”因而最具颠覆性的错误恐怕就是从战略上忽视“关外问题”对于新政权生死存亡的迫切关联性。郭沫若批评说,李自成入主北京城后因小事丢失山海关,“实在是太不通政略”。
可能问题还不仅于此。张学良在晚年谈到明史时说:“明清是一体的,要知清史必先知明史。”事实上,清朝以后的中国历史变迁并没有摆脱明朝所经历过的“患乱同出于关外,内变共成于陕甘”的规律。毛泽东注意到了这条政治变动规律,1949年初,在听完周恩来“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这句话后,毛泽东补充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毛泽东明白:腐败在初取天下的农民政权那里普遍存在,但并非都象李自成政权这样甫立即亡;正是关外失控——而非仅仅是所谓新政权自身的“腐败”——才是导致李自成败退主要原因。
与李自成初取天下时面临的形势相似,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1950年6月东北亚便燃起了战火——6月27日美国出兵朝鲜。遥望东北亚正在升起的战云,毛泽东不可能不想到李自成大顺政权因痛失关外而甫立即亡的教训。
尽管历史进入20世纪,但“关外问题”——这时已转变为东北亚问题——仍对中国政治稳定具有生死的意义。1937年3月,毛泽东在《祭黄帝陵文》中说:“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这是说琉球、台湾和朝鲜半岛之间齿唇依存的关系;但日本在1895年“甲午海战”后窃取中国台湾、1910年全面占领朝鲜、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诸事件所展示的连贯逻辑同样表明:“三韩”不保,中原为墟。朝鲜半岛是中国——当然也是俄国——东方安全的重要屏障,此门洞开,且不论由此可能造成的中国东北动乱及其对中国工农业经济的影响,仅从地缘政治上及近现代历史经验看,都会直接威胁中国京畿重地,并对中国的整体稳定造成重大冲击。事实上,郭沫若提出的“关外问题”并非始于明代,自隋朝始,它就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稳定的“软肋”:隋之后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长期战乱,其爆发源头多出自关外,在这一地区,任何动荡都会很快传递到作为政治中枢的北京。如果中枢对此反应无力或失败,接踵而至的就是中央政权退至中国长江一线,其结果是要么国家分裂,要么政权更迭。二者必居其一。隋炀帝和唐太宗都曾意识到但无力消除酝酿于东北关外的乱源,至明时东北亚已成为中国政治风暴持续发作的风口。
毛泽东说:“我们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如果熟悉自隋之后的中国历史,就会明白毛泽东“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这句话所包含的历史经验。鉴于这样的、尤其是李自成失败的经验教训,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毛泽东即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此举彻底杜绝了新中国重蹈李自成因忽视或失控于“关外问题”而功败垂成的任何可能。1950年,美国出兵东北亚,毛泽东一改隋、唐远征为援助朝鲜的方式,借苏联的支持,出兵协助金日成一举将“关外问题”远远推到“三八线”之外。中国东北、从而华北由此稳定至今。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的洞察及正确的决策使新中国避免了李自成政权悲剧,但这并不意味着今后的中国可以永远远离这一悲剧。习近平同志说:“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这些“挑战和问题”——比如曾被隋炀帝、唐太宗均意识到却无力解决,明末乃至民国甲申年均遭遇到却以失败告终,最终由毛泽东圆满解决的东北亚问题——将会不断出现并需要我们回应,在这方面,我们还要学习毛泽东同志,从毛泽东战略思想中汲取营养并向人民交出正确的答卷。
来源: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