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为人民”的历史跨越
——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十七届六中全会
任仲平
（一）“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丁玲、艾青、艾思奇、贺绿汀、冼星海……一批批风华正茂的文化青年向着光明，冲破重重封锁辗转西行。几年内到达延安的知识分子竟达四万余人，相当于1937年初中共党员的总和。对于这个黄土高原上的小城，当时的《解放日报》这样评述：“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的心脏。”
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城里，1942年5月23日，一场历时20多天的座谈会，一篇两万多字的讲话，揭开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纪元。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滚滚延河水记录下一个政党气势磅礴的思想乐章。70年过去，社会主义中国波澜壮阔的文化历程，依然可以从那里找到起点。
“一切进步的文化创作生产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2011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庄严宣示，如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时代回响。以六中全会为标志，我国文化改革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延安文艺座谈会成为一座影响深远的伟大里程碑。那篇源自延安土窑洞的铿锵讲话，历经70年岁月依然闪耀着永恒的思想光芒和跨越时空的不朽力量。
（二）宝塔山下，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怀抱理想的进步青年在巨大的热情中，追寻文艺救国之路。
虽然文艺的百花园生机盎然，但也存有思想困惑。理论与实践脱节、对现实生活“不熟、不懂”、更注重表现自我……这让一个年轻的政党思索：在报国激情如大海奔涌的时代，文艺应有怎样的形态？在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文艺应秉持怎样的原则？在领导中华民族于决死中迎来新生之际，应树立怎样的文化领导权？
需要有一种文艺主张与文艺思想，来凝聚和激发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力量；需要有一个根本方针和基本方向，为延安乃至未来中国的文艺事业和文化发展指明道路。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第一次系统阐述党的文艺观，第一次明确表明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第一次科学回答文艺创作与批评中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所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为自有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以来最重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著作。
延安文化的史诗，由此落墨。“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正如作家萧军所言，“大家都照着《讲话》的方向、道路和目标去做，果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从《小二黑结婚》到《王贵与李香香》，从《兄妹开荒》到《暴风骤雨》，从“战地社”、“战歌社”到新秧歌运动，一大批感人肺腑、影响深远的优秀文艺作品，唤起了一个民族团结进取、抗击敌寇的革命激情。在“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放歌”的创作潮流下，曾经黯沉寂寞的浅吟低唱，让位于激昂奋进的雄浑乐章，自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发展起来的中国新文艺，在延安实现了历史性飞跃。人们惊讶地从中看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天地、新的创世纪”。
中国文化的新篇，由此开启。将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并提，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此前中国社会革命和思想文化运动基础上的新发明。他们清楚地看到，要赢得“庶民的胜利”，社会革命必须而且应当同文化革命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场革命中，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体，也是文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深刻的文化自觉由此确立。“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在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华民族寻求独立与解放的时代洪流中，“手里拿笔的军队”与“手里拿枪的军队”携手战斗，开启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崭新纪元。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为起点，在近现代中国的风云激荡中，中国文化开始了不同于数千年固有轨道的发展历程。
掌握文化的主导权，体现文化的人民性。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十七届六中全会，从民族危亡背景下的文化思考到改革发展时代的文化繁荣，我们党始终将文化发展摆在重要位置，精心领导，并伴随时代发展不断提出新的战略思想，做出新的决策部署。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为起点，70年风雷激荡的历程中，共产党人探索出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