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解放区传播到国统区时，郭沫若曾评论说《讲话》“有经有权”，毛泽东对此深以为然。所谓“有经有权”是指，《讲话》中有的内容总结了文艺的根本规律，是“经”久不变的，有的内容则是针对当时文艺界具体情况所做的思考，是从“权”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可能会发生变化。上世纪80年代，胡乔木在谈到《讲话》时，指出《讲话》至少有两个原则是文艺的根本规律，第一个是《讲话》在文艺理论史上最先提出的“文艺为人民”以及“如何为人民”的问题，第二个则是“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这一重要命题。
五四以来，我们的“新文学”是在借鉴西方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学的观念与创作方法对我们的作家有很大影响。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入，不少作家对西方文学趋之若鹜，纷纷模仿并借鉴西方文学的某些创作方法，有的甚至被称为“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马尔克斯”、“中国的博尔赫斯”，文学界形成了一种不良的倾向，一个作家的最高追求似乎就是写得像西方作家，“西方文学”仿佛成了评价中国作家的唯一标准。可以说这是一种不健康的文化生态。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借鉴或模仿传统中国文学艺术呢？如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情感方式乃至世界观、宇宙观，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于传统文学艺术所凝聚的中国人的经验及其美学形式，我们在今天也只能借鉴，而不能简单地模仿，我们应该创造出凝聚现代中国人经验与心灵的新“经典”，而不是简单地模拟传统的经典之作。在这里，我们可以回到《讲话》的经典论述：“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模仿西方文学艺术还是模仿传统经典，他们都是从书本出发的，而不是从活生生的现实中来的，这样的作品缺乏真实的血肉与体温，缺乏真切的生命体验，也缺乏真诚的欢笑泪水，因而只能是“赝品”。我们的时代需要现代的《红楼梦》，需要中国的《百年孤独》，但是，伟大的作品只能来自于对时代生活的深刻体验、观察与思考，而不是来自于对伟大作品的模仿。伟大的作品既是时代的产物，也在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与心灵赋形，即使在形式上不像既有的经典，也不妨碍其伟大。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中国处在巨大的转型之中，30年来我们所经历的是激烈而又全面的社会变革，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现实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丰富的素材，只要从鲜活的真实生活出发，我们就有可能创作出真正优秀的作品。
但是在这里，仍有一个问题值得辨析，《讲话》中强调的“生活”主要是指“工农兵生活”，因而强调作家要“深入生活”，有批评者则提出“处处有生活”，即作家也置身于生活之中，因而不需要特别去“深入生活”。的确，每个作家都置身于生活之中，只要作家能够对个人生活有深切的体验，也能写出较为出色的作品；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作家在个人生活中的体验、观察与思考，也受限制于其所处的阶层、群体与具体环境。一个有抱负的作家不应仅仅局限于“个人”，而应该力图去突破这些限制，理解他人，理解基层，理解这个世界，只有具备这样的情怀、思想与能力，才能更加深刻地体验到时代生活的丰富之处，才能创造出更加恢弘、独特而微妙的作品。在我们这个时代，工人农民虽然处于社会基层，但却构成了社会的主体，他们在根本上决定着国家的命运与民族的前途，我们能否理解这个时代，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理解他们的生活与世界。我们的作家只有深入他们的生活，表达出他们的心声，才能更完整地表达出中国人的经验与内心世界，才能创造出真正代表一个时代的作品，才能推动我们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在这个意义上，重温《讲话》对“生活”及“深入生活”的论述，对我们当代文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李云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