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品不应是文艺家个人感情的自然主义的宣泄，也不应是文艺家的顾影自怜。不管是否公开宣称，文艺作品拿出来就是要给人看的，用它来影响人、感染人。那么，文艺家的创作就不能不首先问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也许，这个问题在和平时期还不那么突出，但在民族革命、民主革命的高潮中，它就尖锐地摆在了每个文艺家的面前。大型文献纪录片《大鲁艺》，以宏大的视角和精心的制作，向我们展示了一段影响新中国文艺走向的历史。
在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延安不仅成为位于西北的一个抗战指挥中心，也成了未来新中国的民主试验区。大批进步青年和文化人涌向延安。他们投身挽救民族危亡，追求民主进步，憧憬新中国，同时也要在这片火热的土地上实现他们的文艺梦想。他们当中，不仅有初出茅庐的文艺青年，更有享有盛名的留洋归来的艺术家、著作等身的文学家。一时间，在西北贫瘠的土地上，并不缺乏展示世界上那些伟大作品的舞台。甚至在国民党统治的文化中心地区都难得见到的大型经典作品都能在这里上演。然而，高则高矣，却脱离了实际，甚至违背了他们承担民族救亡责任的初衷。安娜·卡列尼娜灵魂的颤栗，毕竟与抗战的硝烟相去太远。
民众在怀疑，共产党人在思考。深入敌后、深入民众的文艺家也做出了他们的最初尝试。
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朱德总司令，以最直白的语言告诉文艺家们抗战的军民大众需要什么。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敏锐地捕捉到了时机，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讨论延安文艺界面临的尖锐问题。是讨论而不是命令，是座谈而不是批评指责。文艺家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和主张，但因为他们自觉承担了民族的责任和使命，所以，参与座谈的人的心是相通的。战地文艺的经验和深入的理论探讨，终于使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我们的文艺是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的；人民的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文艺作品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然而，毛泽东所作的表述这些理念的文艺座谈会的结论，迟迟到会议闭幕一年以后才正式发表。这足以说明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的严谨和审慎，而召开座谈会和结论的产生过程，也显示了开明和包容的胸襟。
难得的是，纪录片不仅记录了那个伟大的时代，而且使我们再一次领略了这段历史亲历者同时也是历史创造者的风采。当然，纪录片首先要从纷繁的细节中理清历史线索，高屋建瓴地复原历史的逻辑，把握历史的真实；但不使用恰当的形式，就没有感染力，就不能达成编导者的意图。为此，纪录片调用了一切专业手段，把片子本身打造成了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艺术精品。大量的实地拍摄，大量的当事人的访谈，不仅增强了片子的真实感，也具有抢救意义。在座谈会已经过去70年时完成的这部历史纪录，达到了难以复制的里程碑式的高度。
诚如当年郭沫若、茅盾所评论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经有权”，所谓“经”，是说其中包含了不少带有普遍意义的美学原理；所谓“权”，是指它也带有时代环境要求提出的有针对性的意见。然而，今天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候，在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时候，其中的许多原则对我们仍然有着启示乃至指导意义。要而言之，我以为，其一，是文艺家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其二，是文艺作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文艺作品是要影响塑造人的灵魂的，而要担当社会责任，文艺家首先需要有灵魂。没有灵魂，没有人文关怀的文艺家，无异于垃圾制造者，终将成为历史的弃儿。而没有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的文艺家，也将会在世界民族文化的光谱中暗淡、消失。
从延安走来的文艺家队伍，是民族革命、民主革命队伍之一翼。他们的呐喊催生了新的中国。如今，弘扬“大鲁艺”精神，执其经，用其权，建设无愧于时代、无愧于民族的文化，人民对文艺家深有期待。（毛佩琦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