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我最初接触是在1946年,那个时候是在草丛里学的,是在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组织的秘密读书会里学的,到1947年因为北京的地下党为了防止当时的地下组织被破坏,决定把当时的党的外围组织的名称根据不同的单位、不同的部门分别的用不同的名义来分散这些组织成为不同的名称的外围组织。所以当时的北平一专就由进步青年联盟改成了进步艺术青年联盟,我们就在这个进步艺术青年联盟里面引用了我们当时学习《讲话》中间的一段话,那段话我记得大概是一方面,人民受冻受饿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像这样一些日常的现象在人们看来已经很平淡的现象中,作为艺术就是要把它这种平淡的现象集中起来加以典型化做成作品,使人民警醒起来、感奋起来,来改变他生活的现状。
这样一段话引到了这个文章里面,这之后对我一生最大的一次影响就是在1949年下半年,北平解放以后在中央美术学院的礼堂有一个展览,这个展览是展览解放区的一些美术作品,这个展览会场上有一条标语,是白颜色的戳在中间,这条标语上写的是“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到群众中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区,到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去观察、体验、分析、研究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势,一切生动的文学艺术的原始材料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够进入艺术创作的过程”,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一段话影响了我一生,我遵循主席的这一段讲话,我去了朝鲜战场,我多次深入到工厂特别是煤矿,当然也因此我画了一些煤矿题材的画,在文化大革命挨批了,只要有可能我就去边疆、去少数民族地区。我觉得我是一生受益,在这个过程中间从生活到艺术虽然充满了艰辛,但是我得到了是一个最大的享受,我觉得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最大的享受是来自在生活中间的感动,是来自他对这些普通人的理解和尊重和对他们的爱,虽然我现在年纪大了,但是我的这种心情依然时常处在这样的一种感情下,包括512地震以后,地震爆发的第三天,我就向同学们说,我们要画一张画,这张画叫《抗震壮歌》,我们要把它做成陶瓷壁画送给灾区人民,这是我们的责任,于是我的学生和我美术学院的同事,大家没有动员,只有深深的感动,没有日夜,工作没有轻重也没有老少,几个月连续的创作,铺天盖地在那里画了180米长、2.4米高的大画,最后又用两年的时间把它转到陶瓷上,这一切大家完全都是百分百义务的,毫不讲条件的。
所以在前几天地震四周年的时候能够送给四川人民,我在那里就讲了两个字,就是感谢两个字,在四川地震的整个过程中从党中央到四川的人民到救灾中间的那些儿童,他们所表现出来这样一种伟大的精神,就说明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和道德的基因还在我们人民的血脉中间流着,为人民献生,为人民服务这样一个美德和这样一种革命精神,到现在还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高的道德和标准。我很感动,我说你们给了我信心,说实在的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很多事情我不是没有忧虑的,但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精神使我和我的团队得到了一种信念,我们要永远自觉地用我们的画笔为人民服务,为时代放歌。
我想这就是我们要感谢四川人民的地方,这样的一种心情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理是抹不掉的,有的人说包括我的女儿说老爸你怎么老是作为一个共产党的老兵,老忘不了为政治服务,我说我们的艺术就是这样,毛主席引了列宁的话,“是革命的一个齿轮和螺丝钉”,而且我这种心情一直扩大到对历史的关注和对国际的关注。前些天我这个脑子里睡觉都是利比亚,而且我画了很大的画。我说一个笑话,连巴黎的妓女我都在关注,以前巴黎红灯区的妓女见中国人是不理的,但是现在见中国人会说一句中国话,“可以开发票”,我也画成画了,这个腐败的心理也在我心里画的很深。
我还画了一张表现我们3600年前的我们的祖先特指美洲的一张大画,以前把夸父逐日总当作神话,我在美洲经过5个国家的考察,我认为它是历史,是我们的先明最早托至了美洲,我有充分的根据。所以我闲不住,我总有那么多冲动要表现,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种责任。所以我说毛主席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间,“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是在20世纪以来我认为是一个非常进步的观念,是非常具有人文精神的一个观念,他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过去的中国历史的美术是为帝王和宗教服务的,当然这样的一个观念它有它的来源包括欧洲的写实主义,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它一定的影响,但是成为像毛泽东一样为人民,首先为四种人,工人、农民、战士和小资产阶级,这样一种概念的形成,是我们中国的文艺在这些年来不断的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如果和现在的西方文艺比,它仍然离不开以个人、市场、画廊为中心,那究竟哪一个是最先进的?甚至于说哪一个是比较前卫的?我认为是中国的这五个字,“为人民服务”。
有人说现在时代变了,艺术的功能应该变,我也承认,因为需求扩大了,人民的要求扩大了,但是有人说这个艺术的教化功能已经不重要了,应该回到艺术的本体,回到形式的纯化,在我认为艺术的本体还是离不开教化,当然这个教化是广义的,离不开人民精神的塑造。我说80多岁了我是80后,但是我的心还是在关注着现在的80后、90后、10后人的成长,我们的艺术家不能忘记我们对于这一代人灵魂的塑造,不能忘记我们这个责任。(本文摘自侯一民在中国文联举办纪念毛泽东《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