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文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核心，它的灵魂是对文艺以人民关切的科学论断，在我看来，这种论断至少包含了八个相互联系又层层推进的重要部分。

　　一，要以为人民而创作作为根本的立足点；二，要把人民生活看作最重要的创作源泉；三、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做群众的忠实代言人；四，要把人民群众作为人类历史的创造者加以表现和讴歌；五，为便于人民接受，要参与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六，文艺作品要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七，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人民群众的态度任何；八，把文艺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及社会效果作为衡量文艺作品成败得失的最高标准。

　　我以为，如果说《讲话》对人民群众关系的系统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一个重要开拓和推进的话，那么《讲话》中提出的社会效果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一个崭新的或者全新的创作，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标准和新的生长点。《讲话》代表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但因它深入地把握了进一步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讲话》对文艺与人民关系的科学论断包括社会效果论的基本精神是穿越时空、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的。

　　也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党中央才明确提出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作为我们文艺工作的总方针之路，在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又反复强调，包括文艺部门在内的一切精神生产部门都要以社会效应为最高效益，还有的讲的是唯一效益。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思想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从1985年的文件就一直是这样讲的，我想特别补充一句，在1994年1月份全党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总书记讲话专门加了一句，就是“在两个效益发生矛盾的时候，经济效益服从社会效益”，但是此后这句话就不见了。

　　直到2011年10月18日，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又明确重申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有机统一。2011年11月2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第八次作代会讲话中同样强调说，要增强社会责任感，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这些论断都是和《讲话》的精神一脉相承的，并且赋予社会效果以崭新的时代面容，为当代我国文化事业、文艺体制改革、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在《讲话》的精神指引下，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文艺工作在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事件中所取得的历史性巨大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越来越多的文艺家、文艺单位自觉地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又力争实现两个效益统一的行动，进一步证明了社会效益的政策。同时独具慧眼，在国内外各种思潮的相互激荡下，在创造主体和艺术生产全国范围的非凡的选择中也出了一些颠倒两种效益关系乃至削减社会效果本身的主张和做法，我认为需要认真加以辨析。

　　就结合重庆学习讲话分析两种说法。有一种说法说作品是给人看的，票房价值、收视率就是社会效益，票房价值收视率越高，就证明社会效果越好。我以为这种看法片面，我认为票房、价值、收视率是通向社会效果的一个桥梁，如果一个作品拍出来了，没有一个人看，没有一个人来，那么它的社会效益无从谈起，这是一种可能性，但并不是说票房越高、社会效益就越好，我以为这种说法首先抹杀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根本区别。

　　正如马克思所说也是现代中西方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反复指出的，在物价产品的交换中价格总是围绕着价值上下浮动，与任何一个物质产品它的功效对于所有不同的购买者都是一样的，跟精神生产恰恰相同。但是在精神产品的交换中很多时候都会出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格的表现。在当前我国文化市场中，价格与价值的背离、逆反、倒挂现象依然层出不穷的情况下怎么能将票房价值、收视率与社会效果等同起来？进而言之，《讲话》所讲的社会效果并不是指一个作品究竟有多少人看，而是指人们看了作品之后的社会实践及其效益。这是毛泽东的原话，看了作品之后他干什么，这才是社会的过，即读者和观众看了作品之后，在精神上和行动上有什么变化，精神境界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行动是更加积极还是更加消极了？

　　这才是最终意义上的社会效益，《讲话》里面讲得很清楚，最好的社会效果或者社会效果的最高目标也就是要提高全民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当时是抗日战争艰难的时候，1942年5月23号之前大家知道，正是日本人在我们这里的大扫荡，也就是狼牙山五壮士，也就是5月25号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先生，5月26日国民党政府派出赴缅远征军，最后左权先生牺牲了。毛主席、周恩来都写了诗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太平洋战争还没有打响，在整个全世界法西斯还处于“公审”的时候，所以毛主席讲的就是文艺作品效果最高的目标就是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