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重温南方谈话，至今仍令人心潮难平，除了其中贯穿历史的洞见、尖锐犀利的分析和化繁为简的哲思，还有那种高屋建瓴、一往无前的气势，以及由高度责任感凝积而成的深切忧患意识。这种思想方法和精神状态正是当前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所必须的，是我们今天纪念南方谈话20周年所应大力倡导和弘扬的。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当我们面对诸如“中国速度”、“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国震撼”、“经济奇迹”等美誉时，必须清醒地看到面临着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中国的渐进改革经历了前期的大推进并取得巨大成就后，由于其自身的发展逻辑，目前已进入无法逾越的攻坚阶段。这种先易后难、逐步过渡的改革意味着由于问题的累积，发展中的阻力正不断增加。例如：改革初期一些举措已成为新一轮改革的对象，一些共识又被新的思想解放所突破；改革对象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改革动力非往昔可比；改革初期意识形态领域中改革与保守的区分，多半已被不同利益诉求取代；一些在改革中获得最大利益的群体本能地希望改革就此止步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利益分化减少了以往的改革共识，增加了统一思想的难度，等等。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道德滑坡、诚信缺失、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改革动力弱化、官场腐败、权力崇拜、市场畸形、城乡差别、利益分化、深入社会肌肤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不断发展起来的利益集团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和牵制，一些不断挑战民众容忍底线的恶性事件及其所激发的种种民粹主义思潮，都严重地威胁着改革的正确方向和持久发展的动力。还有一系列高难度的两难选择需要进一步破解。例如：稳定与发展，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公平与效率，强势政府与民众监督，市场原则与社会原则，一些领域的市场化不足与一些领域的过度市场化、商业化，在保证转型期必要的强势政府的前提下限制公权、遏制腐败，依靠政府，政党一元化的、集中的、强力领导造就一个精神多元、利益多元、决策多元的市场经济，如此等等。
在众多困难中，最为突出的恐怕还是存在于上层建筑领域之中。现在的问题早已不是政治体制方面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这种改革能不能与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总量迅速增长同步的问题。或者说，是“四位一体”能否均衡发展的问题。依赖强势政府权力和权威实现的社会转型在取得巨大绩效的同时，也必然面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没有强势的、有权威的政府和政党，转型的成本将高得无法承受。而没有对权力的有效限制与监督，这种成本同样高得无法承受，一切有关道德重建、消除腐败、规范市场、公平正义的讨论也都势必不得要领。不少人认为，强势政府与有效监督本身似乎就是一个难以两全的问题。但在整个社会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背景下，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已成为当今众多问题产生的深层原因。如果进一步的改革不能明晰权力与市场的界限，不能约束权力向市场的扩张，不能阻止没有边界的市场和没有边界的权力的结合，不能消除官本位体制背景下权力的骄横和贪婪，以往改革的成果将难以保持。面对这些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躲不开、绕不过的体制机制障碍，欲使改革不致成为时髦的套话、空话，必须凸显改革所具有的“新的伟大革命”的意义，必须继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总之，中国的改革远未“大功告成”，它还在探索前进的路上。当前，改革又面临新的关口，难度空前增加。改革需要加大力度，加快速度。而此时在一些人群中弥漫的改革冷漠症、改革焦虑症、种种畏难情绪以及改革“定型论”等，正可怕地吞噬着改革的动力和激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的“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等话语不能不使人击节赞叹，倍感亲切鼓舞。这种魄力和气势应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顶层设计”中不可或缺的精髓和灵魂，这是细节的完善和精致永远无法替代的。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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