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今天，那位曾经“在南海边划了一个圈”的伟人开启了前往南方的行程。
从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重要谈话。这次行程后来被浓墨重彩地记入历史，而这些谈话则被称之为南方谈话。
南方谈话发表之前，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正处于关键时刻。关键时刻需要关键人物的出场。小平同志视察南方，是改革史上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第二次关键出场。这一次出场，指明了中国朝向市场化改革的大方向，奠定了当前中国崛起的大格局，并持续影响未来。南方谈话的历史地位毋庸置疑，但今天我们纪念南方谈话，不是仅仅为了怀念——对小平同志最好的告慰、最好的怀念，就是把小平同志和他的战友们一手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新的高峰，让中国现代化之梦快马加鞭，早日得以实现。
这样的怀念，才不仅仅是怀念。
一
20年弹指一挥间，沧桑巨变。
20年来，我国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相继赶超英、德、日等老牌发达国家，跃升世界第二，大国气度彰显。从北京奥运会的“无与伦比”到上海世博会的“精彩绝伦”，从广州亚运会的“史上最好”到深圳大运会“不一样的精彩”，中国一次又一次地让世界惊讶，中华文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
中国正沿着总设计师规划的道路快速前进。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这是辉煌的成就，却也迎来了巨大的风险：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环顾全球，一些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由于无法逾越中等收入陷阱，直到今日其中大多数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社会矛盾丛生，深层次问题积重难返。当然，也有一些国家比如韩国、新加坡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建成了现代化社会。
国际经验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但中国应当加以总结经验和教训，千万不要以为中国是“中等收入陷阱”的绝缘体。事实上，近年来我国环境污染、房价高企、土地冲突不断、看病难、读书难、就业难、底层百姓上升通道缩窄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凸显，这些与“中等收入陷阱”的表征多多少少有些相似。对此，应加以清醒认识，以增强忧患意识与危机意识：倘若解决不好诸多社会问题，中国就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小平同志设想的现代化国家目标就有可能无法实现。
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二
新时期出现了新需求，因而需要新改革。
20年来，中国成功跨越了“贫困陷阱”，从生存型阶段跨入发展型新阶段。过去在生存型阶段，发展的主要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解决人活下来的问题，但在发展型阶段，人们不仅要活下来，还要活得好，活得幸福，因而这一阶段人们的主要目标是追求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这就产生了人们日益增多的公共产品需求与当前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在社会需求变更的背景下，社会既要求市场经济提供越来越优质的消费品，也要求政府提供越来越优质的公共服务品。这种公共服务品既是公共政策上的，也是环境发展上的，是对政府的综合性改革诉求。
不同的改革时期面临不同的改革威胁。1992年，改革的威胁是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可能性回归，改革存在倒退的风险；当前，改革的威胁物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既有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也有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威胁，更有改革共识难以凝聚的威胁。对于当前的改革形势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知：由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制度建设仍处于进行时，权力结构调整不尽到位，市场经济运行不完善不规范甚至变形，市场经济中的不公平现象加剧，因此改革中出现了不少问题，社会上反对改革的声音不小。
确实，改革需要正名。但有一条必须坚定不移：没有党所推动的改革开放，便没有今日的中华气象；没有南方谈话的一锤定音和党的十四大确定的目标模式，便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阔步向前和人民物质生活的大幅改善。因此，如何才能回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如何才能把改革推动下去？
只有坚定地依靠党，依靠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