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通称南方谈话。讲话针对人们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疑虑，重申了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从中国实际出发，站在时代的高度，深刻地总结了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提出了新观点，讲出了新思路，开创了新视野，有了重大新突破，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个重要讲话，不仅标志着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伟大历史性飞跃的思想结晶——邓小平理论的最终成熟和形成；而且也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第二次浪潮的掀起。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对中国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与社会进步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对21世纪中国的改革与发展，仍将产生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邓小平南方谈话涉及18个方面：治国警句18条
1．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应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讲全；
2．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变。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3．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快改，新问题出来加紧解决；
4．判断改革开放姓“社”姓“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5．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6．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7．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式；
8．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9．抓住有利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要注意稳定协调地发展，但发展才是硬道理；
10．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11．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
12．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腐败，防止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
13．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按照“四化”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把那些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这是关系大局的事情；
14．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15．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
16．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17．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要反对霸权主义；
18．从现在起到下个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肩上的担子重，责任大，要埋头苦干。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背景
1979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伴随改革的推进，旧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解体，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因素迅速成长。基于两种不同体制因素的新旧利益格局的冲突和摩擦日益加剧，经济运行出现日益严重的失序；宏观经济运行格局与态势在双重经济体制之下的运行中积累的不健康因素逐渐增多，经济逐渐趋向过热。1988年，中央不得不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3年“治理整顿”。与此同时，人们对改革开放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是用传统社会主义观点衡量改革，否定改革的“左”的看法，二是用新的社会主义观点看待改革，肯定改革开放的观点。1989年下半年即“六四”风波以后，第一种观点迅速抬头，逐渐发展，并开始影响整个社会思潮。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实践面临严重的困境，改革开放在理论上遭遇诸多难题的困扰。首先，经济发展接近于停滞，“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有落空的危险，在指导思想上则面临着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冲击和动摇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危险。其次，经济体制改革陷入停滞甚至局部倒退的困境，在理论上面临被从根本上否定的危险。第三，对外开放举步维艰，在理论上遭遇重重责难。与此同时，“左”的思想与势力趁“六四”风波以后国内局势的变化以及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以后的国际局势的变化获得了抬头与发展的“契机”与“势能”。
总之，20世纪最后10年的中国和世界，从一开始就很不太平。刚刚经历了“八九”风波的中国，许多事情尚未理顺头绪，接连又遭遇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偌大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顷刻间不战自溃，纷纷倒旗落马。严峻的事实发人深思：今后世界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命运将会如何？中国今后怎么办？
面对这些中国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的历史难题，各式各样的人物都相继登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西方敌对势力大肆宣扬“共产主义大溃败”，国内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也主张放弃四项基本原则，走“西化”的道路。党内和一部分干部群众中一度出现了对党和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模糊认识，甚至出现了姓“资”姓“社”的争论。这些实际上都涉及要不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由此可见，20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的中国，处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与模式探索不进则退的临界点上，处在选择前进方向的十字路口上。如果不迅速摆脱这种困境，任其不良倾向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确立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就会被扭曲，十三大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会被扭转，中国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也会“流产”，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就会中途搁置，一句话，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就会中途葬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可能再次偏离正确的航程。
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勇敢地站出来，力排众议，拨正船头，引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航船驶向光明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