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前厦门市委书记于伟国对话
又一种可能发生了，同样是从南中国到北中国之间的迁徙，只不过这次的起点是厦门，目的地北京既是古都，又是首都。随父母从内陆到定居厦门17年之后，因为在央视工作的缘故，我又开始了从南向北的穿梭。因为有了飞机，旅程不再漫长，却总会有故事发生。2005年的一天，我乘厦航从厦门返回北京，在同一个机舱遇到了时任福建省委组织部长的于伟国，本不想前去打扰，但他还是认出了我，两个人聊得最多的是特区，是厦门。没承想，7年后的2012年，我们有了一次真正的对话，此时的厦门特区已经走过近30年的开放历程，于伟国在厦门市委书记的职位上也已历经3年光阴。
虽然已经不在厦门生活，但这里还是父母的家，厦门之于我，永远是仅次于安海的第二故乡。为了做好这期节目，我特意提早几日赶回了厦门，只为再一次亲近这个伟大的特区。厦门之变化，是所有厦门人有目共睹的，数座跨海大桥的建成，将厦门岛变成了厦门市，“变大”是最为显著的感觉。“岛内外一体化”这个词不仅执政者于伟国在谈，连鼓浪屿上的诗人舒婷也在谈：“前不久，厦门实行岛内外一体化，都算经济特区，特殊的地方法规惠及的范围加大好几倍。现在的大厦门，人口大概有200万，其中一半是新移民。无论是洋博士还是打工仔，他们都在为厦门做巨大贡献，融入本地社会，甚至悄悄影响着厦门和厦门人。”外面的世界愈加精彩，大厦门风生水起，诗人却分明将自己与所有的影响隔离，心甘情愿地生活于鼓浪屿上那所老房子里，甚至不允许别人说厦门半个“不”字，偏爱一座岛屿和一座城市到近乎偏执，舒婷自嘲为“厦门沙文主义”大发作。诗人的腔调，在我看来是任性而唯美的，因为类似于“岛内是欧洲，岛外是非洲”的说法自学生时代就响在我耳边，优美的环境加上优裕的生活让厦门岛内人慢慢养成一种难以撼动的“安逸”态度，如今这样的安逸却似乎成为了大厦门发展的阻力。
对话尚未开启，就吸引了厦门内外诸多媒体的关注，外界将我称为“咱家人”，将于伟国称为“当家人”，并希望两个名字中都有“伟”字的男人碰撞出一期“伟大”的《对话》。“伟”不好说，“大”倒是很贴切。和于伟国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起他，他们眼中的于书记特别喜欢说“大”这个字，做事要有大的气度，视野要有大的格局。再次见到于伟国，他并没有急于说到“大”，反而透露了一种“很大”的忧虑：“我们的干部一出差，千方百计都要连夜赶回厦门，理由是在外地实在不习惯，看来看去还是厦门好。每次听到他们这样讲，我很不高兴。这表面上是在赞美厦门，实际上是一种狭窄的小岛思维。可怕的是，这样的思维在岛内企业上也表现出来，他们不愿意走出岛外发展。”
于伟国的忧心忡忡反映了执政者的深谋远虑。进入21世纪之后，特区的政策与普区基本拉平，特区已经逐渐丧失“特权”。厦门岛经过30年的发展，人口密度已经超过香港，林立的企业厂房已经让小岛不堪重负，但许多外资企业又面临新拓展，又都在向他申请建设用地。“伟鸿，你认为我能将这种情绪真实地带到节目现场吗？”一个执政者的真心，远胜一档节目的意义，在策划会上，于书记与我这两个新旧厦门人一致选择了“走出小岛思维”作为节目的讨论主题。或许是由于都经历过岛外思维的碰撞，因此在思索城市发展路线的时候，我们的目光都会习惯性地向厦门岛之外望去。于伟国把现在的厦门发展路径比喻为“由拳头变为手掌”，意思是说经济特区由以前的厦门岛，辐射到了岛外4个新区的范围。城市的面积扩大了，可这是否意味着城市真正地成长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