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昌
专列停靠在湖北武昌站的支线上，等待加水。武昌地处中南，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重要交合部，也是中国最具双重性格的城市。
1992年1月18日在武昌与湖北省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等谈话
邓小平走下专列透透气。依然是默默无语，在月台上慢慢踱步。
邓小平此次南行，目的地是深圳，沿途没向地方政府打招呼。轻车简从，不事张扬，是邓小平外出视察的一条铁定的原则。
湖北省委的同志还是知道了，知道邓小平途经武汉，专列要停靠20分钟。消息来源有三个：一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二是铁道部负责专列运行的负责人，三是随行人员中通过专列上的电话通知了对方。关广富和郭树言提早赶到火车站，在贵宾室候等。上级见下级，不叫不到，一叫就到。这也是规矩。
一名工作人员快步走到小平跟前，贴着他的左耳大声请示：“湖北省委书记、省长都在里面，要不要见一见？”
邓小平说：“那好啊，见一下吧。”
邓小平散步时有个特点，喜欢把左手插入裤子口袋，右手作前后摆动，这是右耳多年失聪留下的一个习惯，听事的左耳让它安静，不听事的右耳让它喧闹。晚年后，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陪他外出，总是像一个忠实的扩音器站在邓小平的左面。
60岁的关广富和56岁的郭树言得信后，疾步走出贵宾室，握住迎面走来的老人家的手。
邓小平慈祥地看着关广富和郭树言，这是两个懂规矩，又不懂规格的正省级官员。按纪律，不请不到；按人之常情，早就该来到站台候等。
关广富趋前一步，握住邓小平的手说：“小平同志，欢迎您。”
关广富1983年任湖北省委书记，此前，曾任湖北省财政厅科长，地方企业处处长，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行长。见到邓小平时，他已在湖北省委书记的位置上做了9年。
郭树言比关广富小4岁，河南镇平人，早年留学苏联乌拉尔基工学院，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85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属于技术型提拔上来的干部。1990年3月调任湖北省省长。
邓小平侧了侧身，握了一下郭树言的手，郭怯生生地说：“小平同志，您好，欢迎，欢迎，我们已等了很久了。”
关广富和郭树言问候的话音刚落，邓小平就问道：“你们的经济抓得怎么样啊？”
专列停留时间短，时间有限，懂事的关广富简明扼要汇报了几句。
邓小平边踱步，边讲，像是对着关广富讲，又像是对寒冷的大地在讲，显然不是就关广富的汇报话题而讲的。在中央领导中，特别是上年纪的中央领导的讲话中，常会有这种文学上称作思维意识流的话语。他们站的平台不一样，更能放开说话。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开，尽是会议，讨厌透了。会议多，文章长，讲话也长，内容重复，新的语言不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练。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炼。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这时，孙勇走过来，告诉邓小平，时间到了，该上车了。
邓小平再次和关广富、郭树言握了握手，他强调了一句：要多干实事，少讲空话。
邓小平踏上专列，服务员收起踏步，锁好车门，专列带着一身湿湿的雾气启动了。
见邓小平就这么简单，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不必多问候，他也不会和你拉家常，有什么就谈什么事，一二三四，甲乙丙丁，谈完就完，他问你，你抓紧说，他拍了板，你不要再多罗嗦一句，事隔多年，郭树言见到新华社一位记者还是这番感慨。
关广富和郭树言迅速将谈话内容整理后，传往深圳“邓办”的同志，同时又迅速把记录稿传到了北京。
话是邓小平在空旷的月台上，对湖北省两个要员讲的，但声音很快在高层传开了。4天以后，北京就有了反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月21日起草并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了《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江泽民、李鹏当即批示同意。
江泽民说：“此事群众反映强烈，要引起各级领导机关，首先是中央领导机关的重视。去年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中全会，当前，关键是要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要转变作风，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扎实工作，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努力奋斗。”
李鹏说：“最近一个时期，国务院系统各种会议及其他事务性活动安排过多，有的会议时间过长，耗费了各级领导不少精力，应引起高度重视。国务院自己要做出表率，大力精减和严格控制各种会议，提倡各级领导干部把精力放在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上去。”
经中央领导批示同意下达的《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要求：大力压缩和改革各种剪彩、奠基、首发式、首映式活动；严格控制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表彰颁奖仪式；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下基层的活动，可经审定进行报道外，中央领导出席部会议和活动，一般不作报道，不要把领导同志出席作为报道与否或报道规格的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