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熟悉邓小平性格的，是与他相伴走过58年风雨路程的妻子。
58年间，他们经受了战火、病患和多次政治斗争的考验，相濡以沫，患难与共。
2004年，在一部影视作品中，出现了四次邓小平流泪的镜头。邓家三姐妹看后，一致指出了情节的不真实。邓林肯定地说：“会哭的，就不是邓小平。”
邓榕说：“我妈妈与爸爸一起生活了58年，从来没有见过父亲流泪；我们五个子女与父亲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也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眼泪。”
邓小平的一生，转战南北，浴血沙场，其中有多少枪林弹雨，有多少生离死别，他没有流过泪；邓小平一生，历经“三落三起”，“文化大革命”中，家人天各一方，这其中，又有多少委屈和伤心，多少艰难曲折，他也没有流过泪。
邓榕说：“我父亲，是一个宠辱不惊、喜怒不形于色的人。从小到大，我们没见过父亲流泪。哪怕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去世，获悉邓朴方摔伤，他内心的痛苦，都没有通过眼泪倾诉出来。”
而卓琳是一个性格活泼、开朗，爱说爱笑的人。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儿，她从小就深得父母的宠爱，过着衣食无忧、万事不用操心的优裕生活，因而养成了开朗，活泼，凡事不计较，又不善盘算的性格。在北平读书的时候，家里每月给她五十块大洋的生活费，这在当时可是不小的数目啊！那个时候，一块大洋能买一袋面粉，可她每个月都花光了。这种不善理财的性格，影响了她的一生。解放后，当家里的生活从军事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时，面对八口人的大家庭，一时间，卓琳简直不知道该如何颁派是好了。
邓林说：我爸爸和妈妈性格上的差异是比较大的，而且他们这种性格上的异是自始至终的，是本性难移的。我父亲是小地主出身，后来到法国参加了革命，以后一直是职业革命家。战争年代他打仗，解放后处理各种各样国家的事情，当过总理，做过总书记，他是很内向的，也不会用什么言词表露自己的情感。他考虑的东西很具体，很实在，很宏观。我妈妈呢，恰好相反，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小资情调’比较重一点，有一点浪漫情结，有一点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倾向”。
对于我爸爸的脾气，我妈妈也拿他没有办法。其实，我爸爸在很小的地方也是很细致的。我那个时候还没出生呢。我相信该关心的地方，我爸爸绝不会大大咧咧给忘了。所以我觉得，她和父亲一起生活以后，相处以后，他的优秀品德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地表露出来，我觉得他们相互之间的敬爱会更加深了。性格差别就是小问题了。”
在妻子眼里，邓小平不是一个浪漫的丈夫，夫妻之间很少有卿卿我我的举动。但是夫妻间洋溢的真诚和关爱，使卓琳觉得邓小平是一位真诚实在的好丈夫。
在政治上，邓小平讲的是“不争论”，在家庭中也是这样。在孩子们的印象中，几十年来，从来没见过父母亲红过脸，或者争论过什么问题。
邓榕说：“我父亲跟我母亲没有任何矛盾。为什么没有矛盾呢？因为我父亲平时都在外面工作，家里的事情都是妈妈管，妈妈怎么样管理这个家庭、管理孩子们，包括财务方面的问题，父亲是从来不过问的。因为他很信任母亲。他俩的观点也很一致。在这方面，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配合得非常好。想一想这么几十年，从来没见过父母亲红过脸，或者争论什么问题，都没有过。”
邓林说：“我没见过爸爸妈妈吵架，我弟弟妹妹们大概也没有见过，他们没有红过脸。我觉得爸爸妈妈他们俩，最重要的是互相特别信任，非常信任。妈妈是个好人，朴实，诚恳，大放，而且特别能干。想当年，我们家五个孩子穿的毛衣、毛裤，都是妈妈一手织得。她一直跟着爸爸，与爸爸相濡以沫，共苦同甘。他们在风风雨雨里共同生活了几十年，他们互相之间的帮助并不是标语口号式的，不是发誓什么的，而是在生活中一点一滴互相支持。”
邓小平内向沉稳的性格，并没有遗传给他的三个女儿，在这方面三姐妹都自愧不如。邓楠说：“在这方面，我们都不如他。我们的性格像妈妈，大情大性。父亲耳朵不好，看电影时，我经常给他做同声传译，有时看着看着，自己就被剧中情节打动了，一边讲，一边流泪，有时还泪流满面。连话也说不出来了。这时候，父亲就会忍不住说一句：‘真没出息。’”
从表面上看，邓小平和卓琳的性格差别很大，但实际上，他们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
邓榕说：“他们两个人都是非常真诚的人，都是非常纯粹的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心计，他们对生活的要求也比较简单。他们虽然表面上性格不一样，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心底，就是他们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都是非常相通的，都是很融和的。他们是同事，又是战友，更是夫妻”
邓林说：“我真的觉得爸爸妈妈很和谐很和谐的，性格的差异反而带来了和谐。我父母在很多方面是共通的，比如说宽容。”
阿沛·阿旺晋美回忆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有关部门军管小组的一位负责人召集民主党派的一些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开会，我也被叫去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批判邓小平。当时我和与会的一些人表态说，我们对邓小平的问题不了解，不好批判。主持会议的人一再说不批不行，一定要批。我只好表示要同邓小平划清界线，讲了几句空洞的批判语言，应付了过去。但是这件事老是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上，感到歉疚不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小平同志成为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我心中十分高兴。有一次在首都体育馆观看大型文艺演出，小平同志、卓琳同志和我都坐在主宾席上，我挨着卓琳同志。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卓琳同志，说明为这件事我一直内心不安，感到愧疚。卓琳同志说这不能怪你，在那种气氛下你是被迫的。
小平同志喜爱打桥牌，而且牌艺高超，他曾多次约我去打桥牌。在一次打牌时，他笑着对我说，卓琳把那件事告诉了我，她说得对，那件事完全不能怪你，你是无辜的，你也是受害者，强迫你去做违心的事，也是一种迫害嘛。你不要放在心上。我们的友谊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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