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日，人民网党史频道连载了由余玮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平民邓小平》。邓小平一生坎坎坷坷、三起三落。本书从一个平民的视角，描述世纪伟人退休后开启平民生活、往昔走出大山寻求人生出路的峥嵘岁月，政治上与感情上的双重打击、从容淡定的“谪居”生活，直至生命的最后岁月——亲情与真情、友情与乡情、遭际与人际、个性与情趣、智慧与品格，以及儿女情深、喜怒哀乐尽在其中。该书表现出政坛下的伟人、红墙外的凡人传奇而真实的生活，彰显邓小平特有的人格、风范与魅力。以下为本书节选：
入秋的延安，微风已带来丝丝凉意。夜晚，月色如水银泻地，洒在延河，洒在清凉山，洒在宝塔山。
军号的声音在远山回荡，这是催促劳作了一天的人们尽早入睡的号声。然而，在毛泽东的窑洞前，正在举行一次特殊的聚餐。
这是1939年9月的一天。两对新人在这里举行婚礼，一对是邓小平和卓琳，一对是解放后任过海关总署署长、中央调查部部长的孔原和许明。
毛泽东、刘少奇来了，张闻天和夫人刘英来了，李富春和夫人蔡畅也来了。中央保卫局的邓发亲自掌勺。他曾经在轮船上当过厨师，手艺还不错，但可惜英雄无用武之地，因为没有什么山珍海味，甚至连普通的鸡鸭鱼肉都少得可怜，但宾客们情绪很高。当天下午，他们就推着两对新人照了合影，这张照片今天还能看到，没有婚纱，更没有化妆，邓小平难得地面露微笑，卓琳倒显得有点严肃。
这年8月，邓小平从太行山赴延安开会期间，在战友、朋友们的热心帮助下，与卓琳相识。晚年，卓琳回忆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经常到公安部来玩。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一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于是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自从结识了卓琳之后，邓小平便经常约这位姑娘到延河边散步、聊天。开始，他俩作为朋友，谈得很开心，很投缘。邓小平不多说话，有情人相会，语言从来都显得多余而乏味。有时问问她怎么来到延安的，卓琳便滔滔不绝地向他“汇报”起她的“转战生涯”。
卓琳原名浦琼英，她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卓琳的父亲浦在廷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于是才四五岁的她同母亲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她小时候从周围的好多事情中感受到人世间女性的不平等遭遇，并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常常萌发莫名的反抗意识。
念中学时，有一个音乐女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卓琳对此感染深刻。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戴手铐脚镣的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共产主义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底。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概念，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扎根。
1931年，卓琳被挑选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成员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撤返。没想到才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卓琳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加入抗议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抱着学习理工以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积极参加了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多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乔装成百姓模样的卓琳，终于躲过日本鬼子凶神恶煞的视线，逃出北平。那种日本大兵手持刺刀、荷枪实弹搜查学生和进步人士的森严危险场面，令卓琳刻骨铭心。
逃出北平后，卓琳决计要去延安投奔八路军、投奔革命。北平——天津——青岛——济南——西安——延安，转船倒车，折腾数回才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并考上了延安陕北公学，经近四个月的学习圆满完成学业。次年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而成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并因工作需要而改名为“卓琳”。
开始他们散步时还有点拘谨，总是保持一定的距离。后来，卓琳终于大胆地挽住了邓小平的胳膊。打这以后，延河边的黄昏便似乎愈来愈甜蜜了，温馨了。激情奔涌的延河水，也在他们面前显得逊色了许多。沙滩上，留下了他们长长的月影和深深脚步……
据卓琳晚年讲，当时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因为去延安的那些干部多是工农干部，“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卓琳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自己已经23岁了。于是对自己说，算了吧，凑合吧，再说他还很优秀的。”
喜酒喝得十分酣畅。战友们为邓小平高兴，尽管是木板搭成的桌子，尽管没有什么美味佳肴，尽管赴宴者衣服上还补着补丁，连新娘也不例外，但窑洞婚礼的气氛热闹异常。这些刚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战士，居然也童心大发，一杯接一杯地灌新郎喝酒。
他们群起而攻，目标明确，轮番劝饮，硬是把孔原灌了个酩酊大醉；邓小平也不知哪来那么大的酒量，有劝必喝，竟然面不改色，泰然自若，反倒把劝酒的都一个个喝得败下阵去。那些参加婚宴的夫人们，无不惊奇“小平的酒量真大！”
其实，也是那些劝酒的人未饮自醉，先输一筹，他们就没想想，邓小平素来哪有这么豪饮而不醉的酒量；便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也未必就面不改色心不跳。后来，张闻天才把老底抖开，原来是李富春和邓发帮了他大忙，他们专门弄了一瓶白开水充酒，两人各执一瓶，一左一右，一真一假，为大家斟酒，才救了老朋友的驾。而邓小平也居然配合密切，纹丝未露。
这次婚礼，凡在延安的中央高级领导都参加了，使邓小平和卓琳唯一遗憾的是周恩来副主席与夫人邓颖超未能光临。此前不久，周恩来在河边遛马，被江青突然骑马挥鞭疾驰而来惊了马，摔坏了一条胳膊，此时正在苏联养伤。
邓小平和卓琳的婚礼举行得简朴而别致，他们的新婚蜜月更富有传奇色彩。邓小平心系太行，惦念着刘伯承师长和一二九师全体官兵将士，牵挂着根据地反“扫荡”的安危进展。思归心切，几天后他带着新婚妻子卓琳告别了延安，东上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