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参与大会组织领导工作，从理论与实际结合上为八大路线的制定和指导实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八大最重要的历史功绩，就是在中共执政以后，关于怎样建设繁荣富强、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这条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国防和党建等方面内容的全面发展路线，是根据国内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来的。其基本思想和核心内容，就是把全党工作重心由急风暴雨革命战争时期的阶级斗争，转移到国家全面开展经济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提高全国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陈云、邓小平正是从把握这个重点方面为八大路线的制定作出了独特贡献。
中共八大确立了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陈云和邓小平参与起草并经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决议指出：“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陈云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央最初提出的方针是反对右倾保守思想。刘少奇就曾传达毛泽东指示：八大中心思想是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陈云在实际工作中提出了不同主张。当时，在反右倾保守思想的口号下，各生产部门纷纷修改原定比较切实可行的指标，提出新的冒进计划。例如，党中央、国务院最初批准的基建投资控制数字为112.7亿元，几个月后，各省市、部门要求的投资额已达153亿元，后来又增加到200亿元，比预计完成数增加1倍多。因此，陈云多次提醒有关部门和负责同志：经济建设要稳步前进，要注意综合平衡。这是陈云的一贯思想，他在关于“一五”计划的汇报提纲中就指出：“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了；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我国因为长期经济落后，要在短期内赶上发达国家，计划中的平衡只能是一种紧张的平衡，“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1956年初，当各地区、各部门争先抢上基建项目时，他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却主张将基建拨款削减7个亿，由原来的125亿削减到118亿。他多次强调：在制订计划时要讲平衡，而且这种平衡不仅是财力平衡，还应该考虑物资平衡。由于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等的不懈努力，同年6月，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克服了片面性，从既反右又反左两个方面，提出正确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
正是由于陈和邓等领导人的坚持不懈，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被写进八大政治报告，并明确载入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之中。
中共八大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一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为此，这就需要建立正确的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这是实现奋斗目标的重要途径。因此，不断地对原有经济体制特别是根据原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验建立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使之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需要，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陈和邓特别是陈云对八大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在深入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如何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经济体制，从而正确提出了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陈云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负责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他比较早地发现了社会主义改造所带来的一些新问题，由此引发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深入思考，提出了一些突破原苏联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重要构想：一是要突破单一公有制模式，长期保留个体经营。二是要突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发挥市场的作用。他强调，社会主义“既要实行计划经济，管好市场，反对投机倒把，又不要把市场搞死”。新经济体制的特征应该是“大计划小自由”，总的原则是“要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
在此基础上，陈云在中共八大作了题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重要讲话，归纳和分析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办法，特别是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崭新构想。他说：“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陈云的讲话对大会政治报告作了重要补充，丰富和完善了大会主导思想的内容，并为大会通过的决议所吸收。决议指出：为了适应社会的多方面需要，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有一部分产品将不列入国家计划，而由生产单位直接按照原料和市场的情况进行生产，作为计划生产的补充。如果把这一部分产品勉强列入国家计划，或者把参考性的指标当作正式计划的指标，对于这些产品的生产作不必要的限制，那就不符合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是实行集中经营的，但是也需要有一定范围的分散经营作为补充。在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展开之时，陈云提出对当时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构想，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而且还对我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那么，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才能正确领导适应国情的经济建设呢？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实事求是地回答了这个历史课题。
邓小平所作的这篇报告和由他主持修改的新党章，根据我们党政治地位的根本变化，提出了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加强党的建设的主要方针，把毛泽东创立的党的建设的理论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报告共分5个部分，较为突出的理论贡献是提出了作为执政党应坚持群众路线和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个人崇拜等重大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过去7年，一般说来，我们党经受住了这种考验。”“但是，7年半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针对这种情况，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除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邓小平参加了苏共二十大，结合我们党和国家的实践情况，他在报告中对其积极意义也作了肯定：“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随后，他强调：“我们党也厌恶对于个人的神话。”实际上，在全国革命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作了禁止为领导者歌功颂德的规定，并一贯主张由党的集体而不是个人来决定重大问题。
当时，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不仅在国内得到高度评价，在国际上也被高度赞誉。这个报告，连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讲话、报告一起，被外国兄弟党称为：“在高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上提出了和阐明了理论和政策问题，提出了和阐明了党的活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争取和平的斗争等问题。”所以，这篇报告至今仍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