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决定写一部邓小平传记来帮助美国人理解亚洲未来的发展。他历时10年，采访接触过邓小平的各国政要，在中国会见了包括国家领导人在内的300多人，查阅引用的中西文献书籍索引即接近百页，用全景视角将历史上最大国家的变革历史勾勒得令读者身临其境。该书英文版《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出版后，入围美国国家图书奖终选名单，获评《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媒体2011年最佳图书。但它在美国销售的2万多册远不能与中国的畅销相比，因为最关注那段历史的，还是中国人。
在那个纷繁复杂、浓墨重彩的时代，邓小平展现了什么样的特质呢？
1、在失去航图的大海上引领前行
1979年3月，当时的港英总督麦理浩爵士到北京面见邓小平，谈及香港面临的困难。邓小平说：“你如果觉得管理香港不容易，那就来管理中国试试。”
“文革”中国家陷入混乱，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40美元，经济接近破产。最要命的是思想僵化保守的大气候，对于离经叛道的严防死守。今天40岁以下的人，很难理解当时“政治正确”有多么重要。
“摸着石头过河”，是因为完全不知后果会如何——留学会不会人才流失？合资会不会压制民族工业？改革开放的每一步，无不经历现实的风险与思想的交锋。而避免党的分裂，才能使党专心处理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
一个国家的全部责任是多么沉重！邓小平必须鼓励新思想，同时尽量减少偏保守干部的抵制；尊重毛泽东的威望，又改变原来的发展思路；既维护稳定，又开放经济。傅高义认为，他不是手持蓝图、主宰变革的“设计师”，他更像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对现实做出反应和思考，用团队和群众能接受的步调和方式展示给他们。
邓小平对科学于中国复兴的作用持有近乎着魔的信念。他促进与美、日关系的正常化，以得到现代化建设中所需要的安稳环境、资本和技术。傅高义认为，邓小平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和同事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引导了中国社会和组织结构的根本转型。
2、务实的态度与坚定的原则
邓小平善用朴素的大白话解释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这种机智通俗的说法让人很难反对。“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减弱了意识形态的严肃感，意味着干实事更重要。
傅高义认为，实事求是可能是邓小平的基本哲学。
的确，邓小平无数次将人们从意识形态的争论拉回到每个人都能理解的现实问题上来，他的手段是灵活的。他使用“管理”这个中性词提倡学习西方，既能引进比技术更多的东西，又能减少保守力量的抵制；城市需要小型私营企业，他给出的理由是需要给返城青年找到工作，以免他们在城里闹事。
像桥牌中注重“时机”（timing）一样，在诸如废除城市和农村的集体制度、摆脱计划经济、建立经济特区等重大问题上，在感到政治气候完全有利前，他会推迟采取坚定的立场，用成功的试验来争取多数高级干部的赞成，至少是接受。
而在这一切的后面，是他坚定的原则——他坚信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必须从观念到贸易全面向外部世界开放；他坚信只有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才能带领中国走向强盛；加快发展经济，党才能获得人民的拥护；经济发展需要稳定。傅高义以他的独立研究证实：中国共产党的集体领导是中国改革取得巨大成果的关键。
3、个人风格与魅力：机智、直率、精力旺盛
当美国国会议员逼问邓小平中国是否允许自由移民以换取最惠国待遇时，邓小平不动声色地回答：“噢，这事好办！你们想要多少？1000万？1500万？”
为调整过热的经济，与日本签订的很多协议需要撤消，邓小平没有谦恭地道歉，而是直率地承认中国缺少经验，犯了错误，现在遇到困难局面。
内在的自信，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和外国人打交道时，视他们为解决问题的伙伴。他从不纠缠于过去的错误或谁要对其负责任，只想把摸到手的牌打好。他拥有政治家必备的禀赋：丰富的经验、杰出的判断力、战略规划能力以及同其他人合作治理国家的能力。赫鲁晓夫回忆说：“毛泽东认为他是领导层中最有前途的官员。”
他被称为“钢铁公司”：选择领导人时，不是看他们是否对自己忠诚，而看是否最称职。邓小平不跟他任命的人发展私人友谊，他们只是共同干事业的同志。他从16岁离开家乡后再没回去过，他要报效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别或朋友。捧读至此，不禁想到林则徐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1979年，邓小平访美期间拍摄的纪录片曾令中国人瞠目结舌——工厂、交通和通讯，住着新式住宅、拥有各种现代家具和穿着时髦的美国家庭……而今天，这一切在中国已变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