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同乡眼中的毕世祥
丹增是毕世祥生前的同乡。“我认识毕世祥还是在读西南民族学院的时候。因为是家乡人，我们接触时间比较多，一起聊天、一起逛公园、一起谈人生。”毕世祥为人随和、正直朴实，喜欢学习。也许是因为所学专业的缘故，他特别喜欢哲学和历史，“以史为镜，正人衣冠”这句古语，还是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到；他也喜欢英语，特别注重口语表达；他生活简朴，但衣着整洁。我出生在农村，但在和他接触的过程中，从未感觉到他用异样的眼神来看我，反而觉得特别亲切。每当暑假结束返校，他都提前帮我们农村同学买好车票，早晨还请我们到他家喝茶、吃早餐。
大学毕业后，由于在不同的工作岗位，我们接触时间不多。但据我所知，他在工作上十分善于学习和思考，善于总结提炼。2003年，他任州旅游局局长，有一次我们在丹巴提到康巴文化时，他说藏区文化分为象雄文化、安多文化、康巴文化和嘉绒文化，甘孜藏区文化应包括康巴文化和嘉绒文化。丹巴的旅游，一定要围绕嘉绒文化和独特的地理优势，开发好景点景区、打造出品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讲丹巴旅游和嘉绒文化的历史地位。
2011年，他任州委常委、宣传部长，由于工作在同一条战线，我们又有了接触的机会。2012年5月，他来丹巴考察基层文化建设，提出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观点，让我感到很兴奋，觉得基层文化的春天来了。他当时跟我说：“农牧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建设滞后，导致意识形态工作缺乏硬件支撑的形势十分严峻，宣传手段落后。在部份农牧区，特别是边远农牧区，农牧民群众对党委政府的政策和声音‘看不到、听不到’，‘看不好、听不好’，‘看不懂、听不懂’的问题十分突出，农牧民群众看书难、看报难、看电视难，精神文化生活十分匮乏。滞后的基础条件使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缺乏必要的硬件支撑，宣传文化阵地显得十分无力，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面临严峻挑战。”于是，他提出了“力争用5到8年的时间，初步建成州、县、乡、村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州一级有‘五馆两院一中心’(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美术馆、标准化数字电影院、影剧院、青少年活动中心)；县一级有‘三馆一院一店’(文化馆、图书馆、体育馆、标准化数字电影院、新华书店)；乡镇有‘两站一场一网点’(文化站、广播影视站、文体活动广场和出版物发行网点)；行政村一级有‘两室一屋一报亭’(文化活动室、广播室、农家书屋、报栏报亭)”的四级文化网络体系建设构想。这是我从事宣传工作几十年来听到的最新颖、最现实、最值得期待的宣传工作新观点、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