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红楼迎曙光

　　位于北京五四大街上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外景。

　　复原陈列的北大图书馆主任室。

　　观众在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拍照留念。

　　复原陈列的北大学生大教室。

　　在党的辉煌历史中，位于北京五四大街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有着特别意义。这座昔日的北京大学教舍，最早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孕育发挥了重要作用。怀着虔诚求问的心情，记者走进了这座五层旧式建筑，追念那段激情的岁月。

　　在马克思主义改变中国命运的前夜，一批远望俄国十月革命烈火的中国爱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寂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他们相聚北大，积极倡导、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涌现了大量进步社团和进步刊物，教育了更多有报国热情的青年学生，星星之火从此燎原，北大校部、图书馆、文科所在地的红楼注定成为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的思想启蒙之地。

　　北大播火

　　如今，这座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的建筑，在人们的心目中和言谈里，还是更习惯使用熟悉的“北大红楼”这个名字。为了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大红楼目前正在闭馆布展。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办公室主任马海亭告诉记者：“这里是见证党史的重要场所，我们将组织丰富的展览内容带给广大观众。”

　　1917年1月，蔡元培先生旅法归来执掌北大，以“兼容并包，学术自由”为教育方针。“北大的改革，自文科起”，他赞同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观点，力排众议聘请其担任文科学长，同时建议把《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京。

　　陈独秀主持的北大文科，不同学术思想可以相互争鸣。在蔡元培的安排下，李大钊到北大担任图书馆主任，刘半农、陈垣、杨昌济、徐悲鸿等，以及在北大工作多年的钱玄同、沈尹默等新派人物，在北大形成了革新力量，奠定了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的师资基础。

　　2021年初，时值隆冬，五四大街上，包裹着厚实羽绒服的行人步履匆匆，但是路过红楼，常有人频频回头凝望。

　　也是在冬季，1918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进红楼。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这种外国人的理论能在北京这座城市站住脚跟并迅速影响全国？有党史专家分析，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办公地北京是中国政治最敏感的地方，二是北京汇集了一群立志改变社会现状的革命者。

　　李大钊是第一个在中国大地上高举马克思主义火炬的先进知识分子。他把光明带进了封闭、落后、蒙昧的旧中国。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后，李大钊也成为《新青年》杂志的作者之一。1919年，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6卷5号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在这一期和其后的6卷6号上，连载了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他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所作的重大贡献，他也被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视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精神领袖。

　　今天，翻开一页页泛黄的《新青年》，书页沙沙间可见李大钊逐渐从一名民主主义者演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空前繁荣的宣传新思想的刊物成为进步学者传播信仰的武器。当时除了《新青年》杂志外，还有1918年12月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红楼二层文科学长室创刊的小型政治时事评论报《每周评论》。在这张4开4版的报纸上，陈独秀于五四运动前夕，发表了《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他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认为18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20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都是“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

　　青春激荡

　　李大钊主持北大图书馆时，购入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时北大师生都把图书馆当作进步思想交流的重要场所。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青年学生谈论的主要话题。李大钊的图书馆主任室是当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的汇集之地，经常组织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辩论。在李大钊影响下，北大一批进步学生的思想有了显著改变，他们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书籍。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秘密状态下成立，实际上成为北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其成员都是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人物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迅速成长起来。

　　青年毛泽东就在这个时期两度来到北大红楼，开始接受先进的知识和思想，为中国“寻找出路”。1918年9月，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把他介绍给李大钊，后者将其安排在图书馆做助理员工作。好学的毛泽东常到红楼教室旁听，还成为以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为宗旨的新闻学研究会早期积极会员之一。同时，毛泽东参加哲学研究会，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中西方观念之间有时候互相支撑，有时候互相驳难，让毛泽东既迷惑又为之深深吸引。后来，我们在《西行漫记》一书中可以读到，毛泽东正是在李大钊手下的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各类社团开拓了学生的眼界，锻炼了学生的能力，在新思潮影响下，他们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生力军。他们不仅在校园中成长，还走出校园影响着社会。1919年3月成立的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是由北大学生发起的一个重要社团，邓中夏是该团体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们以“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采用露天演说的方式，宣讲民主自治，普及科学知识，提倡文化学习。日后的中国共产党在北京长辛店开展工人运动，就是因为邓中夏等人通过开办劳动补习学校打下了基础，先进青年学生也由此获得了联系工农群众的初步经验。

　　相约建党

　　2009年以来，北大红楼已经成为北京著名的红色地标之一，每年接待数以万计的观众前来寻根访源。为满足观众需求，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着重突出革命旧址类博物馆的展示特色，从打造人文环境、增强生活气息、营造真实历史氛围等方面，使旧址原貌和陈列展览相协调。

　　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政府的拘捕，陈独秀由李大钊护送去天津，二人在途中相约于上海、北京分别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南陈北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同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根据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罗章龙回忆，维经斯基当时在北大红楼向李大钊等人介绍了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各项政策、法令，使中国学生看到了新型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对世界革命都有信心了。不久之后，维经斯基启程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临行前，李大钊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部分成员再次在图书馆主任室召开会议，维经斯基以第三国际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李大钊说：“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一定会有收获的。”

　　几个月后，待红楼布展完成重新开放之日，我们还能再一次通过与当年相同的陈设穿越回1920年的秋天。那年10月，在那间图书馆主任室中，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当时取名“共产党小组”。同年底，在这间办公室里，又成立了“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任书记。随后，这个团体又发展了一些成员，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北京的早期党组织已经有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等十几名成员，他们大多是北京大学的进步学生。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决定从秘密走向公开，在社会上取得合法地位。为此，罗章龙说服蔡元培在1922年2月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公开声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作为目的”，对马克思派学说有兴趣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成为会员。在罗章龙的组织领导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注意在工人中发展会员。在1922年统计的100多名会员中，就有25名工人。

　　百年沧桑。当我们凝望北大红楼这座红砖红瓦的建筑，胸中激荡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热流。她宛如一座历史丰碑，永远高举着“进步”“民主”的旗帜，以马克思主义照亮无数后辈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而奋斗。（记者 敖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