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凯红:
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欢迎大家出席国务院新闻办的新闻吹风会。最近一段时期，中外非常关注中国的经济状况，为了大家更好地了解有关情况，今天我们请来了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先生，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宋立先生，请他们向大家介绍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前景方面的情况，并回答大家的提问，下面先请王院长介绍情况。
2013-08-01 09:55:07
王一鸣: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上午好。我们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面对面地交流。大家都非常关注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上半年经济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增长率是7.6%，高于年初全年预期目标。经济增速应该说还在合理的区间。特别是与民生直接相关的一些指标，比如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4%，比上年同期回落0.9个百分点。就业形势总体平稳，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725万，比去年同期多增加了31万人。总体上看，我们现在都在讨论“上限、下限”，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没有滑出下限，物价涨幅没有超出“上限”，主要经济指标都处在年度预期目标的合理区间。
2013-08-01 10:02:50
王一鸣:
上半年经济增速有所放缓，特别是二季度比一季度速度上放缓了0.2个百分点。这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既有外部需求收缩与内部需求放缓的相互叠加，也有周期性调整和结构性因素的相互交织，同时也是中国潜在增长水平下降的客观反映。中国经济增长正处在换挡的阶段，从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向一位数的增长。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有一个经济减速或者调整的过程。国内外机构和学者的一些研究表明，中国潜在增长率正下移到7%-8%的区间，上半年经济增速仍处在这个区间。
2013-08-01 10:04:25
王一鸣:
经济虽然在换档，但是换档不能失速，要保持一个合理的速度。当前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速还是十分重要的，没有一定的速度，扩大就业、提高收入和改善民生都缺乏物质基础，我们经常讲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也无从谈起。量和质是一个统一体。有人认为，经济减速有利于倒逼结构调整，但是速度也不是越低越好。现在有些欧元区国家仍在减速，有些国家已经经历了负增长，但结构调整却很难推进。经济一旦失速，进入惯性下滑的轨道，市场信心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信心缺失与经济下滑就会形成恶性循环，结构调整也难以有效推进，经济基本面还会受到影响，要重启的难度和成本也会大大增加。所以我们既不能不顾发展环境和条件变化，盲目刺激经济增长，也不能放任经济减速跌出合理区间。
2013-08-01 10:06:25
王一鸣:
我们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还是有信心的，中国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具有许多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新兴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管网和市政设施的投资空间都很大。昨天国务院开了会，加大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这方面的投入也会相应增长。消费结构也会加快升级，住行、教育、旅游、信息服务、医疗、养老等消费都是这些年成长比较快的，国内市场潜力也很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市场潜能正在释放，人力资本条件也在不断改善，我们每年毕业七百万大学生，现在就业有一定压力，但是长期来看，这也是巨大的人力资本投资。我记得芬兰大概也就600万人，我们每年毕业的大学生超过芬兰总人口。企业创新的投入、研发的投入也在增加，中西部在加快承接产业转移，后发优势逐步显现，沿海地区加快转型升级，产业竞争力有所提升，这些都可以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2013-08-01 10:09:38
王一鸣:
当然，当前经济运行受到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也遇到很多新问题，特别是过去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一些矛盾，包括风险，在经济增长放缓后就会暴露出来。比如我们制造业产能过剩的矛盾趋于突出，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剧，利润空间受到需求端市场收缩和供给端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上升的双重挤压。中小企业融资难、成本高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财政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也在增大。面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将三者统筹起来考虑。我的理解，一方面要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增强针对性和协调性，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采取一些既稳增长又调结构，既利当前又利长远的措施，避免经济出现大的起落。另一方面，要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加快重点领域改革，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功能，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在市场竞争中培育和创造新的需求，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
2013-08-01 10:13:47
王一鸣:
我就简要做以上陈述，下面我和宋立所长非常愿意回答大家的问题。
2013-08-01 10:15:43
胡凯红:
现在开始提问，提问之前通报一下你所代表的新闻机构。
2013-08-01 10:16:35
中央电视台记者:
请问王院长，中国经济增速已经从几年前的10%以上下降到百分之七点几，会不会进一步增速放缓？您是怎么判断的？经济硬着陆的风险是不是在加大？
2013-08-01 10:16:50
王一鸣:
谢谢你的提问。中国的经济过去几年，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经历了一个时间比较长的经济放缓过程。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如果从更长时间观察的话，我们经济增长率最高点是2007年的二季度，当时是14.8%的增长率，2007年三季度以后，增长率就逐步放缓。这个变化要早于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是我们主动调整的结果，是为了应对“三过”问题，即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外贸增长过大而采取的措施。2008年三季度以后，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经济，经济增速回落幅度加大，那时候就实施了一揽子计划，这个大家都清楚。2009年一季度，因为一揽子计划实施要有一个过程，2009年一季度经济还在放缓，降到本世纪最低点6.6%，二季度开始经济强劲反弹，我们大概持续了四个季度的反弹，到2010年一季度是12.1%。当然，随着一揽子计划能量的释放，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在减弱。从2010年二季度开始，经济又开始回落。到四季度，有个很微弱的上升。2011年一季度以后又连续七个季度下滑，到去年三季度是7.4%，从14.8%到7.4%，经历了这样两轮下降。
2013-08-01 10:17:56
王一鸣:
经济为什么会经历这么长时间的速度放缓？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变化，通俗地说正在换档，由过去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转向一位数的增长。未来区间在什么地方？我开始也介绍了，我们认为未来的区间要符合潜在增长水平。多数学者认为，未来的潜在增长水平大概在7%-8%之间，现在基本上也在这个区间。
2013-08-01 10:25:46
王一鸣:
至于说到下一步经济会不会下滑，我们说下半年经济既有增长的动力也有下行的压力。短期看，三大需求，制造业由于产能过剩的压力，制造业投资是放缓的，如果过剩产能不能有效地出清，那么投资很难有所回升。
房地产业从去年四季度以来，市场有所转暖，投资还是有所回稳的，总体来说，我们的房地产投资还处在比较高位的水平。未来特别是从近期的情况来看，还会保持在一个相对高的水平。
2013-08-01 10:28:07
王一鸣:
基础设施投资去年下半年有较强劲的反弹，今年下半年随着我们已经明确了比如棚户区改造、中西部铁路加大建设力度，昨天国务院明确了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包括地下管网、城市轨道交通，包括污水处理，包括宽带建设，这些投入的增加使基础设施投资会保持一个比较高位的增长率。所以，总体来看，基础设施投资不会有明显的回落。
2013-08-01 10:30:03
王一鸣:
消费，虽然今年居民的消费增长比去年有一定的放缓，但是从二季度和一季度对比来看，消费实际增长率是有回升的趋势。随着我们进一步加大收入分配调整力度，采取一些措施，消费也能保持稳定。如果我们内需能够稳定增长，我们就不会担心经济会出现硬着陆的风险。从国际媒体来看，也很少有人会相信中国经济会硬着陆。当然，我们需要继续努力，采取一些稳增长的措施。如果这些措施能够有效到位，我个人还是有信心，实现7.5%左右的全年增长目标，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2013-08-01 10:33:11
韩国首尔新闻记者:
我的问题是有关经济硬着陆的。西方媒体唱衰中国经济，说李克强经济改革会引发中国经济硬着陆，请问中国认为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指标含义是什么？比如说是不是跌出7%就叫硬着陆？第二个问题，西方媒体或者机构学者一直提出中国经济硬着陆的理由是什么？意图是什么？谢谢。
2013-08-01 10:35:58
王一鸣:
我们讲硬着陆是个形象的比喻，通常指的是经济增速大幅度的下降。你刚才说到，是不是跌出7%就叫硬着陆，很难这样下断言，因为硬着陆也没有一个学术上的严格的指标界定。我个人认为硬着陆是更大幅度地出现经济增速的下降，应该比你说的幅度要大，就是出现速度明显回落。从现在的宏观指标来看，很难得出这种判断。西方媒体，也有一些个别的学者，有的是从机理上，从刘易斯模型上看这个问题，他说随着中国劳动力转移进程逐步结束，劳动力供给由过去高速增长转向绝对减少，中国的劳动力去年已经绝对减少345万人，出现了以前说的人口红利的迅速消失，劳动力供给的这种减少就造成了成本的迅速上升，就会带来经济的急速下降，这是从机理上理解。还有一种是从风险的角度，有人觉得，比如地方债务，包括金融系统，会不会出现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一旦出现，就会对经济带来比较大的影响，造成经济增速的急剧失速。从这两方面来看，应该说我们现在都很难作出硬着陆的判断。第一种是基于经济失衡的观点，第二种是基于风险积累的观点。失衡，实际上中国经济已经在进行调整，前面我已经提到，通过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素质，可以弥补劳动力数量的减少。风险，我们要高度关注风险，今年年初的基调里，防风险也是重要的内容。但是也要看到，无论是从债务层面来看，还是从金融系统来看，我们有足够的防风险的能力，而且这种意识也在增强。所以从这两方面来看，我个人认为，很难作出这种所谓硬着陆的判断。谢谢。
2013-08-01 10:37:05
中国新闻社记者:
请问王院长，您刚才也讲到地方债务问题，之前底特律破产的事件之后，审计署派出大批工作人员到各地审查债务，您怎么看待这种风险？会不会出现国外那样一个城市的破产？刚才您讲稳增长需要大量的建设，这需要地方资金配套的，我们审查债务过程中，正好赶上稳增长的措施出台，两者会不会相互有所牵制？或者有所矛盾？谢谢。
2013-08-01 10:45:46
王一鸣:
关于债务的事，请我们宋立所长说一下。
2013-08-01 10:47:20
宋立:
像底特律这样的事情，中国是不大可能会出现的。首先，底特律这个城市处于下行阶段，中国的城市都在上行阶段。第二，底特律这样的西方城市有多少资产，中国的城市可以说我们的地方政府拥有大量资产。关于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我们摸清情况之后，才知道怎么处理它。总体上来看，我个人认为，我们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还是要客观地看，因为工业化、城镇化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几代人受用的，用当代人的财政收入来支撑是显然支撑不了的，我们需要设立一个机制。像美国的市政债、澳大利亚地方政府平台债是比较好的一种安排，但我们现在又没有这种的安排，所以就形成了一些债务问题。我们地方的债务基本上用于交通运输、保障性住房、城市建设方面，这都意味着我们这些债务形成的都是一些优质的资产，不是说都去消费了，或者用在别的用途上去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大家讨论的一些问题，首先要明确第一点，就是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城镇化加速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适度的负债是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的。第二是需要给他提供一定的融资渠道。
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很多人可能对情况不太了解，所以有些误解，有些人用“地方债务危机”这个词，“危机”是什么概念？从经济学来说，跟清偿性有关的是危机，跟流动性有关的只能叫困难，我们地方政府遇到的问题主要是流动性问题，这些债务都是短期的，实质上只是财务问题，不是经济问题，因为我们发的这些债对应的资产是优质的，从清偿性的角度来说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不会有清偿性的危机，所以要客观地来看这个问题。
2013-08-01 10:47:38
王一鸣:
补充三个问题，第一，地方政府这些年形成的债务，跟西方国家是有区别的，它都形成了实物资产，不像欧债危机的一些国家，借债是为了清偿过去的负债，没有实物资产对应，这个是有所区别的。
第二，地方政府的负债方式确实也需要相应的改革。我们地方政府要搞一些长期性的投资，比如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我们要修轨道交通，修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融资渠道来做长期的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方式还是发债，通过发债的形式而不是向银行贷款的方式。现在对地方政府发债是有限制的，当前在扩大试点，特别是在沿海一些省份，财政收入状况比较好的省份，在进行试点。通过发债的形式来筹集一些长期性的投资，用于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样就会更透明，风险控制也会更好。所以，未来也需要对地方政府的融资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
第三，对已经形成的地方政府性债务，我们很需要摸清家底。国家审计署全面审计地方政府性债务，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能摸清家底，搞清楚已有的债务到底有多大的规模。然后我觉得也要进行相应的处置，有些融资平台是有现金流收益的，是可以运行下去，它也有偿债能力，这些可以今后通过规范来维持它的运行。有些可能有比较高的债务，但是缺乏偿债能力的，这些往往很多是提供公共品的，里面有些甚至是政府本身就应该承担的，应该由财政来承担的公共品，本来就应该财政承担为什么要用市场融资的方式呢？这个政府就应该接过来，接下来是有条件的，我们地方政府是有很多资产的，经过这些年的投入，形成了大量的政府性资产，我觉得可以进行相应的置换，包括我们出让一部分资产，来进行置换，是有条件这样做的，跟西方国家一些政府比如底特律的情况还不一样。
2013-08-01 10:52:47
中国日报记者:
王院长，您刚才在演讲中提到中国经济的转型关键是在于改革，在当前的改革情况中，我们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各种情况，另外还有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些牵制，请问您，在今后如何更好地处理稳增长和促改革之间的关系？谢谢。
2013-08-01 10:57:10
王一鸣:
谢谢你的提问。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中国大概经历过三次比较大的上升，差不多在每个十年的前半段，改革开放1981到1984年，这是改革开放一次大的上升，第二次也是1991年到1993年，也是一次大的上升。第三次是2001年到2007年，这个时间最长，这三次上升都是跟改革分不开的。我们说增长跟改革是紧紧关联的，我们增长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改革，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八十年代上半期的上升，跟中国农村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商品供应一下子就丰富起来了，原来都是短缺。有人把这次改革称作危机式改革，为什么呢？因为七十年代后期，就是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危机倒逼改革，你不改革就走不下去了，所以我们这一轮改革推动了经济一次强劲的上升。
2013-08-01 10:58:28
王一鸣:
九十年代上半期，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能搞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巨大的制度创新，是个顶层设计。所以有人也把这次改革称为“顶层设计式改革”，是邓小平同志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推动了中国经济一轮新的发展。我们好多体制，包括财税体制，包括金融体制，分税制的架构，商业银行的架构，包括投融资体制，好多体制框架都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既充分吸收市场经济的优势，也能跟社会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这次改革也推动了中国经济一次大的发展。
2013-08-01 11:00:24
王一鸣:
第三次改革是本世纪初，主要是加入世贸组织，有人把它叫做“倒逼式的改革”，因为你要加入世贸组织，必须遵循它的规则，就倒逼中国对既有的制度框架进行调整，对既有的法律法规、行政性规定进行大幅度的调整，所以这次改革也带来了中国经济的一次强劲的上升，一直延续到2007年。所以，你刚才说如何统筹机制，其实经济的这种增长和改革从过去三十多年的进程来看，它始终是相互联系在一起，没有改革就很难有增长的动力。如何统筹这个关系呢？我们经常说“发展出题目，改革作文章”。我们要根据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来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因为改革不是凭空臆想的，哪些是瓶颈制约，我们要找到改革的突破口。
2013-08-01 11:01:07
王一鸣:
我们也要处理好发展的速度、改革的力度和社会可承受度的关系，这是我们的原则，要把握好相互之间的关系，改革需要推进，但是也要把握好这个度。
当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瓶颈的表现，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商品和服务基本上都市场化了，我们的商品除了成品油的价格国家定价，还有天然气、电价，除了这些少数的商品，基本上都完全放开了。但是现在的制约是什么呢？就是生产要素还没有完全市场化，有些领域还存在着双轨制。比如资金市场，国有商业银行是实行国家基准利率，另外还有一块是影子银行，是市场的利率。所以怎么改呢？我们要加快市场化进程，要并轨。其实，从这段时间看，大家已经能够感受到利率的市场化进程比原来预期的要快，我们的贷款利率已经放开了，现在也有呼声说存款利率，我们把好这个力度和社会可承受度，出台的时机要恰当，存款也要先长期，然后是短期，这个就是节奏、力度和重点都要把握好。
2013-08-01 11:02:05
王一鸣:
再有是土地，我们城市土地、农村土地基本上也是双轨的，农村土地怎么样更好地流转起来，使要素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农村在推行土地确权，首先要明晰产权，才能交易，才能流转。
还有劳动力，城乡劳动力市场怎么能更好地有效运转，这就涉及到户籍制度改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生产要素怎么样进一步市场化，包括怎么样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的作用，这就需要推进政府的简政放权。最近已经两次下放和取消了审批权，以后还会推进。
2013-08-01 11:05:30
王一鸣:
最后一个要说的，改革确实涉及到利益调整的问题，现在都认为，利益结构的复杂性，使得改革的难度大大增加，因为我们已经过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帕累托改进阶段，即一部分人受益不会带来另一部分人受损。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效应了，有人受益，可能会有人受损。那么怎么样平衡这种利益关系呢？我们总的认识，是要以增量利益带动存量利益的调整，新增的利益一定要遵循公平的改革，增量的改革倒逼存量的改革。就像过去的改革模式一样，城市难改，先改农村；国有企业难改，先培育一块市场经济主体；内地难改，先从沿海改，沿海又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起步，这个就是增量，增量带存量。增量这块，一定是按照新的利益机制，一种公平的机制去配置，通过增量来引导、示范，然后倒逼存量的相应调整，这样就会提高社会的缓冲度，改革和社会的可承受度更好地结合起来。
2013-08-01 11:06:40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北京分社记者:
请问中国政府会优先进行哪些具体的经济改革？谢谢。
2013-08-01 11:08:25
王一鸣:
其实今年改革已经在推进了，比如财税体制，我们正在进行结构性减税，主要是营业税改增值税，这是财税体制的重大改革，来降低服务业的税收成本。金融领域，我们正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已经有步骤地在推进。这个你应该能很直接地感受得到。在资源性产品价格里，包括成品油的价格形成机制，又做了新的调整，工业用天然气价格也进一步调整，包括资源税，这些改革实际上都在推进。还有政府自身的改革，这次国务院机构调整，包括下放，分了两批下放、取消行政审批权事项。这是今年已经在做的。
2013-08-01 11:09:31
王一鸣:
下一步，刚才已经说到的，比如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我们还可以继续往前推进，来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第二个，我们肯定要继续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营改增以后，增值税比重就扩大了，增值税是中央和地方分成的，这会影响到地方政府的收入。未来应该怎么调整呢？当然我们可以临时性地调整，保证地方收入不减少，但是根本性的需要未来一个新的地方收入结构和收入体制的再造，这些需要下一步去改革。还有预算，提高预算的透明度，强化它的约束性，都是未来需要改革的。
金融体制继续推进利率市场化，包括汇率的市场化和资本项目的开放，这都是关联的，肯定也会继续推进，而且我从最近几个月的进程来看，可能比原来的预期会有所加快。
2013-08-01 11:10:58
王一鸣:
再一个是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怎么样推进国有经济的调整，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最近铁路投融资，怎么样对民营资本开放，包括城市间的铁路、城郊铁路，一些专用铁路，我觉得还有很多领域是可以做的，包括医院、养老，都可以加大开放力度。我们的医院，北京看病很难，中国现在很多商品都过剩了，但是在一些特有的服务领域，比如看病就非常难，老百姓挂号看病很麻烦，是什么原因？就是要放宽准入，政府要加大监管，但是要放宽准入。
还有一些，要提高市场配置的功能，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还有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也是大家关注的，怎么样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强中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等等，当然这些都需要一个整体的设计。现在大家都在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我想应该会有一个整体的设计。
2013-08-01 11:13:04
大公报记者:
刚才您也提到了中国投资率的问题，我们注意到西方经济学界对中国这三十年来有一种总结，就是说投资率和依靠出口的方式已经不能再继续了，但是内需也就是消费短时期内还难以担当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任，请您能不能用最简单或者最通俗的话来讲一讲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是城镇化吗？谢谢。
2013-08-01 11:18:45
王一鸣:
谢谢你的提问。这是西方媒体讨论比较多的，也是讨论中国硬着陆理论中的一个机制性的观点，因为中国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投资的边际效益在下降，通过低成本维持高投资，会造成产能过剩，也会积累风险，就会使得经济出现硬着陆。
西方另外一些学者的观点，也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高投资率是有它的合理性的，东亚国家，在二战以后，韩国、日本、中国的台湾地区、新加坡，他们在高速成长阶段差不多都是这种特征，高投资率和比较低的消费率，恰恰是他们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而其他一些经济体，比如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恰恰是平衡的，投资率并不高，消费率相对比较高，你去看看巴西，消费率高，拉美是很多讨论中等收入陷阱要举例子的地方，有人把它叫做“拉美陷阱”，所以即便是同样的问题，西方也有不同的观点，我们不要把问题绝对化，投资率跟经济的增长特定的阶段相关联，很难作出绝对的价值判断。
2013-08-01 11:19:23
王一鸣:
中国经济投资和消费的平衡也在推进，这种推进是伴随着中国经济换档过程的，比如去年中国消费率明显提升，比投资的贡献要高。但是今年以来，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消费对7.6%的增长率，贡献是3.4，投资是4.1，外需是0.1，有人说，投资率又上升了，是不是转型在倒退？这个转型过程，不是短期能完成的，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而且这个转型过程中，它的投资率和消费率是变化的，这种波动应该说是合理的，不能说绝对的单一方向，可能会有一定的波动，我们更重要的是看中期趋势。
中国的转型正在进行，服务业的比重在提高，服务业比重提高会带动收入增长，收入增长会带动消费率的提高，它是有关联效应的。在投资方面，没有再推出大力度的刺激计划，没有再搞过去的所谓的大规模扩张性投资，而是有节制的，我们用的是微调，西方用的语言是“微刺激”，适度扩大一些民生关联领域的投资。
未来经济转型在需求端，主要通过新型城镇化，就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来扩大消费。因为城镇居民的消费大概是农村居民的3.4倍，市民化以后，他的消费潜能会进一步上升。在供给方面，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创新、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解决这些问题靠什么？就是靠改革。把这些内容整合起来，就是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
2013-08-01 11:21:15
宋立:
关于需求结构问题是比较热点的问题，在过去，我们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程度比较高，既有工业化城镇化原因，也有全球化的因素，美国的投资、日本的投资、韩国的投资、德国的投资都到我们这儿了，我们的出口也在跟着上涨。但是，我们的消费没有上去，为什么呢？我们都是竞争性地吸引投资，对外资有很有优惠的政策，外商企业的营业盈余很高，而营业盈余变成了外资来源国的消费了，这样显得投资和消费差距比较大。
第二，关于出口，我说几个概念，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不是世界上高的，而是低的三分之一，中国的出口率处在世界上低的那一半，不是高的那一半，中国加工贸易依存度也是低的那一半，不是高的那一半，就连美国这样的国家，还有百分之三点几的加工贸易依存度，这就叫全球化，大家的外贸依存度都在增加，顺差率也都在增加，好多说中国的顺差率高了，如果不分区域看，是均衡的，放到转轨国家去，也不是特别高，放到东亚国家去，放到高增长国家里，也是均衡的，即便是中国最高的2007年，外贸顺差占的比重8.8%，贡献率接近20%，我们看刚才的结论，依然没有改变。2007年顺差率8.8%，高收入非经合组织是14%，东亚是7.9%，跟其他国家比，在177个国家里我们排在第29位，排在我们前面的不全是小国，有一些小国，但是也有不少是大国，比如马来西亚，排到非常靠前。比如说智利，跟我们同是新兴市场，包括俄罗斯，转轨国家，也跟我们差不多。就外贸依存度来讲，我们比欧盟，无论是欧洲联盟，无论是欧元区，他们的外贸依存度是78%，我们只有68%。在外贸依存度里面，我们在世界上有数据的177个国家和地区排在126位，好多大国都在我们前面。
2013-08-01 11:23:12
新华社记者:
我有一个问题关于物价的，刚刚王院长提到了很多关于稳定增长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惠及的行业，下一步会不会因为这些措施的调整，物价会进一步上涨？我们知道上半年物价是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那么下半年物价的风险是什么？和下半年物价的走势。
2013-08-01 11:28:44
王一鸣:
我们现在经常说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控通胀这一块的压力相对小一点，从下半年的走势来看，既有推动物价往上走的力量，也有推动往下走的力量。从推动价格上升的力量来看，一个是媒体比较关注的猪肉价格，猪周期可能又到了价格上升的阶段。第二，我们现在劳动力成本在上升，服务价格的上升，它都是关联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带来服务价格的上升，也会对服务价格有一定的影响。我们要适度保持投资的增长，要适当扩大一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也会有一定的正向推动。其实在工业品领域，这种适当的上升是我们所期待的，因为工业品领域已经长时间价格下降了。
也有往下走的因素，比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现在总体上还是处于低位，从输入性影响看，它是往下走的。还有，翘尾因素的影响，下半年翘尾因素减小了，上半年1.2个百分点，下半年是0.9个百分点。当然，还要考虑改革的因素，资源性产品价格的改革，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往上的力。所以总的来说，既有往上拉的，也有往下拉的。但是总体来看，翘尾因素是减弱的，新涨价的因素也比去年要低。所以，上半年是2.4%，现在也有判断，全年价格不会有大幅的抬升，只是略高于2.4%，可能是2.5%、2.6%、2.7%，我们估计大概也就是在这个区间。如果再说得宽一点，更有把握的，3%以内，应该是能够实现的，这不会突破上限，我们年初预期目标是3.5%。
2013-08-01 11:29:18
胡凯红:
今天的吹风会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2013-08-01 11:32:42
点击更多新闻进入新闻中心 两岸新闻 台湾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