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寇 庶民与台湾政治漂移
《两岸关系》杂志社编辑郝沛然、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仇开明研究员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0月号发表专文《“流寇”、庶民与台湾政治的“漂移”》，作者认为：近二三十年来，台湾政治发展偏离了应有的正常轨道，与基层庶民严重脱节，违背了多数人要生存、求发展的朴素愿望；相反，它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变态与异化。随着国、民两党“完全执政”的先后失败，台湾经济社会不断向下沉沦，多数民众期冀的美好生活遥不可及，“特定阶层”终于忍无可忍，带着“迷惘、失落、愤懑不平”，将希望寄托在懂庶民、接地气、拼经济的韩国瑜身上，最终汇聚成声势浩大、持久不灭的“新流寇运动”。岛内各政党和政治人物只有明了和把握这一最新民意脉动，只有真心实意为民众谋福祉，才能得到民众拥护，才能在未来政治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
文章内容如下：
历史上，“流寇”被统治阶级用来形容到处流窜的“叛乱者”；他们行踪不定，攻城略地，稍有战绩便骄傲自满、纵欲享乐，最终难免失败结局。近期，这一略显古旧的词汇以崭新的面孔出现在台湾，并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然而，它不再具有负面的涵义，而是代指那些生活在基层、渴求改变的广大庶民。
一、“新流寇运动”与“特定阶层”
（一）“新流寇运动”折射出台湾政治板块移动，吹响“改朝换代”的号角
去年“九合一”选前，以“庶民代表”自居的韩国瑜掀起席卷全台湾的“韩流”，不但将其自身推向人生的一个高峰，而且带动国民党气势大涨、一举攻下15个城池，缔造了“庶民翻转台湾”的传奇。今年以来，“韩流”持续发威，韩国瑜声望居高不下，一度超越几乎所有岛内政治人物。韩国瑜在岛内各地的竞选活动也极大地震撼了台湾政坛。对此，绿营背景的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表示，韩国瑜从去年“三山造势”开始横扫高雄，肆虐民进党大本营，半年间“北伐、东征、西讨”，所到之处人头攒动，可称之为“新流寇运动”。他还认为，“这个词的精神基础脱离不了民粹主义，社会基础是迷惘、失落、愤懑不平的跨党派中产及中下阶级群众”。换言之，“中产及中下阶级群众”这一“特定阶层”是“新流寇运动”的参与者与真正的造就者。无独有偶，台湾中评社从另一角度诠释了“新流寇运动”，其社论称台湾政治板块出现大位移，民进党基本盘被松动，原本一贯支持绿营的台湾中南部民众，农、工、小贩等中低阶层，以及年轻人改变了政治取向，改为支持韩国瑜或柯文哲。而这恰恰是岛内政党轮替的前奏。
（二）“新流寇运动”与政治板块移动均是台湾政治出现“漂移”的结果
无论是“新流寇运动”的兴起还是政治板块的变化，均与台湾政治的“漂移”密不可分。所谓“漂移”，是指近二三十年来，台湾政治发展偏离了应有的正常轨道，与基层庶民严重脱节，违背了多数人要生存、求发展的朴素愿望；相反，它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变态与异化。随着国、民两党“完全执政”的先后失败，台湾经济社会不断向下沉沦，多数民众期冀的美好生活遥不可及，“特定阶层”终于忍无可忍，带着“迷惘、失落、愤懑不平”，将希望寄托在懂庶民、接地气、拼经济的韩国瑜身上，最终汇聚成声势浩大、持久不灭的“新流寇运动”。
二、“特定阶层”的分配弱势与庶民的扩大
（一）“特定阶层”在利益分配中长期处于弱势
进入本世纪后，台湾经济低迷不振，增长缓慢。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却加速扩大，1998年，台湾最富有的5%与最贫穷的5%的平均收入相差32倍，到2018年，已变为104倍。在此背景下，多数民众薪资出现“滞涨”。2000年至2014年，就业者平均月薪仅从34133元新台币（下同）涨至35986元，涨幅极微，在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形下，处于实质倒退状态。就“特定阶层”而言，贫困问题更为明显。一是青年群体普遍收入低，起薪“22K”成为长期难以克服的问题，迄今仍有相当比例的青年月收入低于2.3万元。此外，青年失业率也出现逐年攀升的趋势，据统计，2011年以后大学学历以上的失业率甚至超过总失业率。二是劳工多数属于低薪阶层。收入低于2.3万元的低薪阶层主要集中于农林牧渔工作者、底层劳工等弱势群体。近十几年来，台湾受雇者经常性工作收入平均每月3.3万至3.6万元，八成受雇者收入在5万元以下。以2017年为例，月收入达5万元以上者仅占18.94%。
（二）“特定阶层”人数不断增多，阶层结构一定程度上已然固化
首先，“特定阶层”在台湾社会居相对多数。目前，农林牧渔工作者达50.6万人，占劳动人口的4.43%；劳工人员达351.7万人，占劳动人口的30.7%。其次，随着台湾产业结构的调整，服务业者人数持续升高，貌似中产阶层数量有所增长，但多为销售和服务人员等，处于就业人口平均收入的中低区间，事实上掉入工农阶级和弱势群体的队伍里，故中产阶层总体处于下沉趋势中。再次，由于台湾社会经济从产业格局到就业者收入都出现停滞，不同阶层很久未出现较大规模的移动，阶层结构已呈现一定程度的固化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