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儿”卢丽安：来大陆之前，我曾“认识世界，却不认识自己的祖国”

　　我是一名来自祖国宝岛的大学教师。1997年刚来上海的时候，有人问我要不要改个名字？我说没必要。2008年前回台湾探亲很困难，有人建议我办张非洲某国的护照，我也一笑置之。来大陆、来上海生活发展，努力经营一个安身立命的家园，就是我的无悔选择，我也愿意为促进两岸交流贡献自己绵薄之力。

　　“认识世界，却不认识祖国”

　　我的家乡台湾高雄旗山，是一座拥抱着蕉园、竹林与稻田的山城。这方水土有着十分多元的氏族风俗（闽南人、客家人、原住民、外省人），也见证了历史的汇聚浪潮。日据时代，山上建有日本神社。后来神社被铲平，盖了全台占地最广的孔庙。孔庙落成之日的庆典，我也挤在人群里，盼望烧一炷香、沾一点庇佑。

　　我深爱我的家乡，这座山城有一股慵懒的宁静，仿佛只有时代大潮的尾流边浪才会无意间拍打到这里。镇上大人家莫不冀盼孩子出去读书立业，所以，我也不无“宿命地”想往城市去。因为我喜欢文化、历史、文学与语言，所以我大学选择读西洋语言文学。

　　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读硕士时，我不但要适应紧凑的学习压力，更第一次深刻理解“两岸历史纠结”的无奈：台湾同学会与大陆同学会间会有“踢馆”的行为。台湾留学生团体中，又会有本省外省之圈分。我还不止一次对外国人解释我不是泰国人。

　　大陆有句话说，海外留学是爱国主义教育最好的机会。现在回头想来，我正是在那时开始思考个人、民族、国家等大问题。英国留学期间，我认识了未来的先生。我是闽南本土家庭，他出身自外省人与本省人联姻。我们相加所涌现的历史，正是近代两岸关系的缩影。

　　留学英国让我认识了世界，却还不认识自己的祖国，是不是有点遗憾？于是，我们夫妇决定来大陆发展。当时想法比较简单，大陆在改革开放亟需高等教育人才。尽管当时台湾工资比大陆高许多倍，但岛内“绿化”日益严重，我们看不惯那种偏狭的夜郎自大心态。

　　“我在默默观察这个政党”

　　1997年开始，我在复旦大学外文学院任教，从讲师、副教授、教授这样走过了22年。开始的时候，我“赶”上了高校外语教师青黄不接的尴尬期，蒙陆谷孙先生认可，我参加了英语专业课程教材的改革计划。看到自己的努力带动了一代代青年，以昂扬饱满的精神汇入社会发展洪流中，我很欣慰。

　　在担任教职的同时，作为一位具有在岛内完整成长背景、并有大陆定居身份的“台一代”，我也希望尽己所能服务定居在上海的台湾乡亲。2013年，我接过老会长林明月的班，成为上海台联会会长。

　　之后的第二年，我郑重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当时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入党？其实，早在2000年的时候，我们夫妇就考虑要不要入党，但有人劝我们不要打这个主意，因为我们来自台湾，不是“长在红旗下”。所以，我们也就静心扎根工作。之后因缘际会，我的入党意愿得到两位老党员的支持，他们愿意担任我的入党介绍人。

　　现在想想，那段时间我也在默默观察这个政党。我支持、认可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复兴与国家建设的重要贡献与引领地位，也坚信实现民族复兴需要两岸同胞一起努力、共创未来。我想把这样的心声告诉对岸的乡亲，因此在十九大党代表通道上，我大声说出了“历史无法选择，现在可以把握，未来可以开创，一起为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加油努力。”

　　“爱台湾、爱大陆，就像爱自己的爸爸妈妈。”我想借这个比喻告诉台湾乡亲，爱台湾与爱大陆都是中华民族感情的自然表现，并不应该刻意地去二选一。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这些心里话在岛内引起不少人的内心共鸣。

　　“为更伟大的工程作出贡献”

　　不久之前，我再次当选为上海台联会会长。

　　这几年两岸关系紧张，但即便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我还是看到一股又一股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力量涌现：年年增加的来大陆求学或工作的台湾青年、在大陆高校任教的台湾教师、在北上广深高新尖企业奋斗的专业人士、在大陆各大城市经营事业的台胞企业者。他们的到来，正是两岸积极融合发展，谋求心灵契合的最好体现。在我们整个国家加大开放力度之际，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能更进一步融合互通，加大人才流动，我们的社会也会更加包容平和。

　　我的岗位在高等教育。对我来说，就是要认真上好每一堂课，改好每一份学生作业。踏实诚奋地做好力所能及的工作，让两岸看到台湾同胞在为祖国美好的未来而奋斗。如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国家富强昌盛，社会文明诚宽，两岸问题自有水到渠成的时刻。

　　随着越来越多的台湾学生出现在我们的校园与课堂，青年学子比以前有更多更密的交往接触。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个体中间的差异与独特，更看到了可以沟通共绘的未来。我一直认为，我们每个个体都被镶嵌在一个历史的语境里、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所做的事情，尤其是我们毕业以后所做的事都依附在其中，或者是说为一个更宏大的图景、更伟大的工程作出某种贡献。我希望两岸的学生们能意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