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榧子到唐诗宋词——台湾作家张晓风的乡愁

　　新华社台北1月10日电（记者章利新　刘斐）“在大陆，我还有好多人想去见，好多风景想去看。”因为膝盖做过手术，78岁的张晓风拄着拐杖，走路缓慢，但她说要抓紧时间多去大陆走走看看，“有些地方可能去了发现没有什么东西留下，但它们单凭名字就让我牵挂”。

　　在6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台湾作家张晓风的创作涉及散文、诗歌、小说、剧本等，其中《行道树》《有些人》等作品入选大陆各种版本的语文教材。她的作品内容涉猎广泛，对故乡的乡愁、对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的乡愁、对现实的感悟，始终贯穿其间。

　　替上一辈人品尝故乡美味

　　张晓风1941年出生于浙江金华，8岁随母亲一起赴台，后毕业于东吴大学。她被余光中称为“第三代散文家里腕挟风雷的淋漓健笔”“能写景也能叙事，能咏物也能传人，扬之有豪气，抑之有秀气”。

　　记者近日在台北见到张晓风时，她身穿暗红色中式长袍，上面绣着飞舞的蝴蝶。说起往事和文学，她娓娓道来，语调温柔又透着自信，一如她的散文文风，“在柔婉的时候也带一点刚劲”。

　　故乡是绕不开的话题。“我出生在浙江金华，因为小时候常听母亲讲故乡的事，就仿佛一直保留着那个地方的记忆。”张晓风说，金华产一种坚果叫香榧子，要历时三年才结果，是母亲常常提起的美食。

　　60岁时，她回到金华，终于尝到了香榧子的味道，那就是她记忆中故乡的味道。如今，大陆的一些出版社和读者经常给她寄香榧子。

　　去年10月，张晓风在宁波演讲交流，一位读者塞给她一箱橘子。“看到橘子，我很感动，因为那是浙江黄岩的橘子。”她说，因为她想起东吴大学中文系主任是浙江黄岩人，想起这位老师总是用浓浓的黄岩口音夸当地的橘子。

　　她还惦记着宁波的黄泥螺、扬州的鸡头米、南京的野菜马兰头……

　　“其实，关于大陆和故乡，多数记忆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来自我的父母和老师的记忆、上一辈人的记忆。我在大陆，走到任何地方，吃到什么东西，都会想起他们，好像是在替他们去那里，替他们品尝那些美味。”张晓风说。

　　唐诗宋词有乡愁

　　乡愁，对张晓风来说，来自长辈们思念的美食，也来自中国古典文学。

　　张晓风回忆说，上大学时，台湾高校的中文系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台大为代表，主要继承五四运动的精神，主张文学求新求变；另一派以台师大为代表，偏爱以国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主张传承。

　　“我在东吴大学读中文系，受的是‘国故派’的国学教育，自然走上了偏保守的路线。”她说，早期，唐诗宋词对自己的影响最大。“可以说，古典文学最契合我的性情。”

　　她曾撰文回忆，刚进中文系，她就买了最古老的字典《尔雅》，打开第一页就被迷住了。第一个字就是“初”：“初，裁衣之始也。”这个解释让她仿佛看见：某个女子从纺织机上把布取下来，手握剪刀，当窗而立，屏息凝神，考虑从哪里下刀，她用神秘而多变的眼光打量着那整匹布，仿佛在主持一项典礼……

　　汉语之美是张晓风最深的写作动力。然而，在当时的东吴大学里，老师看到她发表在报纸上的白话文会“骂”她，因为他们只鼓励写文言文、诗词歌赋。她笑着回忆大学的经历：“其实，我的白话文从遣词造句到思维方式，都深受古典文学影响。后来有读者说‘以前不知道散文还可以这样写’。”

　　“现在想来，这条文学之路是对的。因为单是求新，可以自己学习。相比之下，古典文学修养的积累，如果没有老师的指导，很难自己找到路径。有了古典文学的基础，写作就会容易很多。”张晓风说。

　　在张晓风的散文中，除了诗词，《诗经》《世说新语》等典籍中的片段，总是闪耀在她对生活的观察、思考和感悟中。她说：“这个古典的文化中国实在是太迷人，这个诞生过汉朝、唐朝的中国是超越现实的。”

　　“听说四川有个尔雅台，是郭璞注释《尔雅》的地方，我一定要去看一看。”张晓风说。

　　替传统打个圆场

　　虽然如今年事已高，但张晓风还是觉得有很多事要做，比如用写作向年轻人诠释好祖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

　　其实，早在阳明医学院教文学时，张晓风就意识到一个问题：如何让不懂平仄的普通学生从古典文学中取得力量，获得享受？“年轻人离我们的文化传统越来远。如何诠释好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让年轻人明白，是我现在最想做的工作。”她把这项工作称之为“文普”，和科普相对应。

　　“长期以来，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批判太多。传统不是用来挑刺和出气的，它需要我们理解和诠释，我想替它打个圆场。”张晓风解释说。

　　她举例说，有一次她在文章中用了“花坼”一词，很多人已经不认识了。“坼”出自《周易》：“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坼有把外壳或甲胄打开来的意思，非常有力道和形象，有独特的韵律感。

　　“忘记了这个字，就是忘记了我们本来就有的对春天、对花开、对自然的一种感受。所以，从字到思想的诠释和联结，对激活传统很重要。我必须要用现在的话，把隐藏的意义说出来，把它们的美好说出来。”张晓风说。

　　写作之外，她说她对生活没有计划，她是一个“命运的不抵抗主义者”，就像她在新书《不知有花》序中所说：“人生的事，其实只能走着瞧，像以下几件事，就完全不在我的规划掌控中：1.我生在二十世纪中叶；2.我生为女子；3.我生为黄肤黑发的中国人；4.我因命运安排在台湾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