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交流三十年·人物】“一世深情恋大理 几番义愤为家国”——访全国台企联副会长薛一萍

薛一萍向记者娓娓讲述自己的家族故事。（中国台湾网 扶海涛 摄）

　　父亲的身份与遗愿 “他是共产党员 选择长眠大理”

　　薛一萍之所以如此肯定知识的力量，或许还有另一个原因：毕竟自己也是出自书香门第的家族。据她回忆，尽管几十年来生意做得挺好，收入好像不错，尽管自己打小也最受父亲宠爱，“但我总觉得，父亲的内心里似乎从来就没‘看得起’我。他总说，我薛家世代书香传家，你的几代祖先都是秀才、进士，就你搞了身铜臭，做个商人。”在岛内，父亲不准子女从政、从军，希望他们全当教书匠。对于最疼爱的女儿弃文从商，父亲总是引以为憾：“你怎么就没有把咱们诗书传家的门风延续下去呢。”

　　无论父亲怎样讲，靠着经商发财致富，并在大理经营起酒店的薛一萍在站稳脚跟后，还是很快将父母和几个兄弟陆续接来大理定居，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一天，父亲突然对她冒出一句：“知道嘛，你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来大理”。薛一萍乍闻之下有点犯懵，“我以为他又要数落我，没想到这回却是莫大的肯定”。一番父女沟通之下，她得知，与自己的感觉近似，久居大理的父亲也开始爱上了这里。年轻时也曾读书万卷、行路万里的父亲也认定，大理确是一块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宝地，“别小看了这个地方，将来一旦发展起来不得了”，父亲当时斩钉截铁地说。紧接着，她发现父亲的语气严肃下来：“你记着，以后等我不在了，你要把我葬在这里。我要为我的后代做件好事”。薛一萍赶忙称是，并询问父亲所谓的好事具体何指。父亲一字一句地告诉她，“把我葬在这里，我的子孙最起码每年都要来这里扫墓，久而久之他们也会爱上大理，薛家世世代代就能在这里扎根，这将是薛家最大的福报”。2006年，薛一萍的父亲高龄仙逝，她遵照父亲遗愿，将其葬于大理。如今，她依旧与母亲、兄弟在大理安居，就连自己的两个侄子，也在她轻描淡写的几句开导下，自岛内直接报考了大陆高校。“回想起来觉得父亲真挺有智慧的，而且他总算认可了我一次。”

　　追忆着父亲的过往，薛一萍谈到，自己初次登陆始于1985年，且原因就是专程为父亲的心愿奔走。她介绍，父亲祖籍苏北，1949年被迫与家人分离后便日夜思念家乡，唯盼有生之年再见亲人。但眼见父亲年事已高，况且当时（1985年）台湾尚未开放老兵探亲、两岸仍属敌对状态，老人对返乡也存一定“顾虑”。当下，她与父亲商定，先由自己以取道香港的方式返回老家，替父亲打个前站，而后再审时度势。

　　薛一萍回忆，初次的大陆之行给她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只是回到岛内后，父女二人再度陷入进退两难的犹豫，在她当时的想象中，（让父亲登陆返乡）风险确实不大，但也不能说没有，难道当真要让老人冒着风险走一遭？最后还是薛一萍拿出主意，“不如我将老家的亲人都接到广州，您先到广州同他们会面”。就这样，当年中秋，父亲终于得以与分隔36年的亲人重逢。“那个场面简直是惊天动地，那个嚎，那个哭啊”。当时，父亲向亲人们允诺次年一定返乡祭祖，他也真的于1986年，在薛一萍的陪同下返回了故土。

　　在女儿的帮助下冲破岛内执政当局的阻隔两度登陆成功，回到台湾后，薛一萍的父亲一下成为了当地老兵圈中的风云人物。“挺好的嘛，根本不会对我们怎么样，当地干部对我们非常亲切，假如回去了找不到自家祖坟，他们还会帮你找出来。”父亲的诉说进一步激发起周遭老兵的思乡之情。后来，不少老兵索性直接来找薛一萍：“我们都是看着你长大的，你既然带了父亲回大陆，我们这些叔叔伯伯你也不能不管”。此时已值1987年，随着海峡两岸的逐步开放，薛一萍申请了旅行社牌照，便开始一团团地带领老兵返乡探亲。她记得，当时前来报名的老兵从岛内各处涌来，很多人自己根本不认识，更不是父亲的战友，大家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地找上门来。那段时间，赶上中秋、春节等传统节日时，自己有时甚至要运作上千人返陆探亲过节，与家人团聚。

　　另据薛一萍回忆，尽管嘴上埋怨她没有承袭家族的书香门风，但父亲还是在自己登陆的第二年就从岛内来到大理陪伴自己，直至十多年后长眠于此。在大理生活的日子里，一次偶然的机会，父亲曾向她倾吐过一个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惊人秘密：其实，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员。

　　原来，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薛一萍的父亲由于立功表现，被委任为上海的地方基层干部，遂从苏北老家前去赴任。她介绍，由于苏北地处偏远，那时也没条件乘车，只能全靠步行，结果父亲在途中遇到败退的国民党军残部抓兵，就这样父亲被迫去了台湾，与亲人一别就是近40年。“到了台湾，父亲立刻给自己改名，三个字的名字改成两个字。因为他们家兄弟六个全是共产党员，在地方上比较有名，否则一旦对上号，立马就不要活了。”

　　薛一萍讲述，在岛内被迫从军期间，父亲主动向部队提出，“我会写字，还懂点医术，申请当医疗兵。”于是，他就此成为一名军医，避开了操枪操炮，直至后来做了一辈子医官。几十年间，父亲严禁子女在岛内从军、从政，他常说，“谁知道这一枪这一炮打过去，会打到我哪个兄弟。”

　　薛一萍说，1949年父亲在赴任途中被掳走后，无论大陆的家中乃至政府方面均寻不到父亲的下落，遂基本判定他是在兵荒马乱中丧生了。直至后来的1983年，薛一萍的母亲有机会去日本，父亲便托她将一封信从日本寄到了苏北老家，后来老家真的也把信回到了日本，薛一萍的母亲再次赴日时将信带回父亲手中。薛一萍记得，父亲捧着信哭了好多天，恨不得马上就回大陆，但又不敢。于是这才有了前文所述，1985年薛一萍登陆为父打前站的一段经历。

　　她感叹，在岛内从军的父亲是共产党员，这在当年白色恐怖的台湾可谓是惊天的秘密。几十年来，父亲始终一人扛着秘密，从未向包括家属在内的任何人透露半句，直到来到大理后，才倾吐出一切。“那时候他已经不打算再回台湾，而是在大理永远定居，才将一切都告诉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