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一为侯孝贤
没有“假期”的电影时光：一个艺术行者的担当
《童年往事》里，垂老的祖母早已忘记当年是怎么来的台湾，以为走路就可以回到广东老家去。这部电影拍摄于1985年，距离侯孝贤离开大陆已经38年，而那时距离他再次跨过那海峡还要等上几年时间。
1980年代末，两岸往来渐趋“解冻”。作为台湾新电影的代表，侯孝贤参与到两岸电影界的互动交流中，可以说是引路的一批人。1991年，他就担任了大陆导演张艺谋代表作《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监制。
侯孝贤说，他与田壮壮等大陆第五代导演相熟，自己还“非常喜欢”姜文导演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在两岸电影交流中，侯孝贤一直扮演着“推手”的角色。2011年台湾金马奖评选中，他的学生以大陆画家刘小东为对象拍摄的《金城小子》，获评为最佳纪录片。侯孝贤担任该片监制，为拍摄团队提供指导，连使用何种摄影机都是他的建议。
谈到两岸电影的未来，侯孝贤更多关注的是如何可持续发展和提升。他提出，两岸应在主流院线之外，建立不同的一个放映系统。他认为，主流渠道基于商业票房的考虑，一些地域性突出的影片往往被排除在外而“难见天日”。若能给这些小成本影片提供一个平台，这类创作的实验性、创新性就能持续影响主流，有利于商业电影和严肃电影的“双赢”。
侯孝贤说，中国如此之大，各地都很有特色，都值得用电影表现。着眼“流行性”的商业片固然重要，但“在地性”的创作必须有人去做，这对于提升中国电影的美学高度具有特殊意义。同时，这还能影响到主流电影，可以让中国的商业片真正“变得独一无二”。
“有了特色，有了底蕴，才能拍出中国的东西，也才有能力对抗外来的东西。”他说，“我感觉是有机会的，我也很有兴趣来推动。”
让侯孝贤挂心的还有，包括新一代电影人才在内的年轻世代的教育问题。他认为，“人文素养非常重要”，必须有所作为地去消除教育功利化的弊端。
侯孝贤说，应该从小学开始，让孩子们更好地接触文化艺术，特别是传统。“比如布袋戏，要演传统的给孩子们看，那种人物出场会有定场诗的，戏台是一体雕刻、悬挂式的……”
“小孩子的眼睛太厉害了，不要觉得他没感觉，无形的熏陶是很厉害的。”他说，以电影创作来讲，“没有传统的底蕴，你就看不到高度，你就拍不像，没那个意思”。
“无论将来做什么，有好的人文素养，你的角度就不一样。这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他说。
对于两岸年轻一代的电影人，侯孝贤的建议是：“你有热情，准备做影像工作者，只有不停地做。”
在这位大师级导演看来，昂贵的大机器，复杂的灯光，导演在现场大呼小叫，都是“毫无用处的”。
“不要总喜欢大动干戈，用最简单的器材就可以做得很好。别想太多，你只要看清楚眼前的真实，然后去捕捉它。我们面对的就是现实的景物和人，盯着，然后抓到，才知道什么是真实，拍出来才知道什么是写实。慢慢有了这个底蕴，才能变得越来越灵活，写实力才会越来越强，才能再造真实。”他说。
我好奇于侯孝贤在电影之外还有什么愿望，他回答说：“还是电影！我们拍电影的，不是不能退休，是不可能退休。我剩下的时间，就是一直做下去吧。”
“我很想去大陆，假使能每个省都拍一个片子，呵呵呵……”侯孝贤笑着解释说，“带学生去拍，拍简单的那种，不是什么大制作。”
访谈最后，我问到是否想过以两岸交流的新时代为题材拍摄电影，这位孜孜不倦的艺术行者说：“其实有，一直有！”
[ 责任编辑：张晓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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