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我和侯孝贤导演的三次相遇

　　闯入电影的“凤山来的人”：一种生命视角的养成

　　1960年的一个夏日午后，南台湾燥热的天气让一切都显得慵懒困倦。

　　少年“阿孝”坐在一株芒果树上，享用完南方特有果实诱人的甜蜜，突然看到了一个独特的世界：

　　“整条街道异常的安静，能听见脚踏车轮子转动发出的声响，有人走过而旋即消失……”

　　“那个时候，很奇怪的，我明显地感觉到了时间和空间，然后就是一种寂寞的心情。那个印象非常深刻。我想，后来自己能够拍电影，可能和这个印象有很大的关联吧。”

　　一株凤山乡下的芒果树，竟然让侯孝贤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视角。后来，在影片《冬冬的假期》里，我们见到了大树上一个孩子俯瞰扫视的世界。

　　有评论说：侯孝贤的电影风格“独树一帜、视野宏远而情致幽微”，“为台湾新电影树立起一种独特的写实性和生活化叙事映像”。

　　关于“写实”，侯孝贤有其独特的理解，但他说起来却简单甚至浅显：“很多人看了电影以后会想学拍电影，他的情感是从电影里出来的，但其实最大的力量应该来自生活。”

　　这是一种态度，是对电影的态度，本质上更是他对生活、对生命的态度。

　　关于如何选择电影作为毕生事业，侯孝贤的讲述一如其由《风柜来的人》开始的一个阶段的自传性影片，白描中信手“剪入”细节与观点，看似平淡却意味悠长。

　　那年，20岁出头的侯孝贤离开故乡高雄，北上服役。

　　“当兵的日子，是我冷静思考的时候，常常想自己以后能够做什么？假日里，我都会去看电影，就想做这一行好了。”他说。

　　退伍后，侯孝贤参加了联考，如愿走进了台湾艺术专科学校（注：即后来的台湾艺术大学）影剧科。

　　“我填了5个志愿，都与电影、戏剧有关。当时，这类科系录取分数很低，我因为服过兵役还能再降低录取标准10％。”侯孝贤说着就大笑起来。

　　上了大学，他白天上课，晚上在工厂上班。“因为半工半读，哥哥、姐姐帮我买了一辆摩托车。我一个月薪水大概1300块（新台币，下同），租一个床位300块，吃东西300块，剩下就是油钱。够了！”这笔账，他还记得清清楚楚。

　　念完大一，侯孝贤就辞了工作，因为他“感觉大学生活应该是躺在操场上晒太阳”。其后，靠着哥哥每月寄的600块，他“熬到了毕业”。

　　离开校园，侯孝贤没有一下就展开“电影梦”。他的第一份工作是推销员，卖了8个月的电子计算器。讲到这里，他竟饶有兴趣地描述起当年的计算器：“只有加减乘除，就得好几千甚至上万块钱呢！”

　　离开凤山老家的少年“阿孝”，就这样在大台北扎下根来，跨入了光怪陆离的都市社会。这让人不由得想到他的另一部电影《风柜来的人》，片中几个澎湖乡下长大的年轻人来到大城市高雄，故事里透着侯孝贤对那个时代、那段生活的体味与理解。

　　正是以这部作品，侯孝贤跳脱了拍摄都市喜剧的拘囿，开始了其“作者电影”的创作。他接连拍摄了《冬冬的假期》《童年往事》《恋恋风尘》等多部具有传记色彩的电影作品，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当时突然对自己的成长经验非常有兴趣，其实是要把自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整理清楚。”他说，“我感觉，自己是在那个时候才真正开始电影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