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我和侯孝贤导演的三次相遇

　　“‘俨若思’，我电影的本质”访台湾导演侯孝贤

　　作者镜头下的侯孝贤

　　台北中山北路二段，一处植栽葱郁的院落里，藏着一座仅有88个座位的电影院。这个由旧建筑改造而成的电影文化空间名叫“光点台北”，是众多文青热衷之地。

　　2011年冬日的一个傍晚，台湾导演侯孝贤和我结束访谈，在院门口道别，而后他便转身走进紧邻的那条寻常巷弄。

　　昏黄的街灯下，侯孝贤不疾不徐地走远，背影消失在巷子尽头的转角处。在附近的捷运站，这位台湾电影的代表人物将汇入下班的滚滚人潮之中。

　　“我对人太感兴趣了，不管是怎样的人。”在拥挤的车厢里，侯孝贤会如何观察周遭？这般日常的“风景”，哪天将如何被他以影像诗篇的方式呈现？没有人能猜到答案，但可以相信，他对电影始终保持的那份诚恳和坚守。

　　因为，走过40载电影生涯的侯孝贤有着如是的创作哲学：“‘俨若思’，是我电影的本质。”

　　城隍庙口的“童年往事”：一个电影导演的诞生

　　两次见到侯孝贤，他都穿着一双白色帆布鞋，是许多人记忆深处的那种“小白鞋”。

　　侯导的电影多与记忆有关，比如代表作《童年往事》，就是一部自传色彩的作品。

　　“其实我很早就想，我凭什么能够做电影？这恐怕得从我小时候在城隍庙口的生活说起。”我们的谈话一开始，这位“时光雕刻家”就将“镜头”推向了时空共构的“远方”。

　　1947年，侯孝贤的父亲应中山大学同学之邀，从广东梅县来到台湾，在台中市政府任职。几个月后，父亲将在大陆的家人也接了过来，当时的侯孝贤还不到半岁。

　　一家人先后在花莲、台北生活过一段时间，侯孝贤6岁那年搬到了高雄凤山长住下来。

　　清康熙年间所设台湾府下辖三县，凤山位列其中，是一座古城。侯家住在一个叫“县衙里”地方，离城隍庙很近。

　　“那时候，每年台湾南部县市的戏曲比赛都在凤山城隍庙举办，有时一演就是一两个月，有布袋戏、皮影戏，还有歌仔戏。”童年“阿孝”和伙伴们喜欢到热闹的庙口玩耍、看戏，传统戏曲就这样成为最早种在这位电影大师心中的艺术“因子”。

　　许多年后，执掌导筒的侯孝贤在多部影片中邀请台湾布袋戏大师李天禄出演，讲述李天禄真实故事的《戏梦人生》更是成为其重要的代表作。

　　当年，凤山有4家戏院，城隍庙附近就有1家，“阿孝”经常去那里看布袋戏。

　　“每场戏结束前十分钟，会让小孩子免费进去看，我们叫‘捡戏尾巴’。”后来戏院开始放电影了，儿时的侯孝贤会在门口央求买了票的成年人带他进去，或是就跟着“混进去”。为了看电影，他还干过爬墙、剪铁丝网、做假票的事。说起这些“童年影事”，侯孝贤开怀地笑了起来。

　　“我很小就喜欢看武侠小说，差不多十二三岁吧，我和哥哥常跑去路边的书摊，几乎把这类男孩子喜欢的书都读遍了。”阅读上了瘾的少年“阿孝”继而开始接触更为严肃的文艺类书籍，包括翻译的外国小说，除了是书摊、学校图书馆的常客之外，还跑到家里收购旧书的同学那里，读起了线装古本小说。

　　“文学对我影响，应该是最大的。”后来，侯孝贤到台北当兵、念大学，一路至今，阅读始终与其创作人生相伴。这当中，透着父亲身教的影响。

　　在侯孝贤眼中，父亲是一个“严肃的文人”。“那时，父亲身体不太好。我的记忆里，他总坐在书桌前，不是在写东西，就是看书。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影像在我心里一直都很强烈。”他说。

　　侯孝贤12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高中时，他去一位同学家里，对方的母亲对他说：“我认识你的父亲，他是个很正直的人！”

　　当年，少年“阿孝”和要好的同龄伙伴曾终日游荡在城隍庙口，年轻气盛的他们少不了做些打架之类的荒唐事。庙口是个极复杂的地方，龙蛇杂处，但“阿孝”没有误入歧途。

　　“我和父亲的话不多，但他对我有种无形的影响。”追忆往昔，侯孝贤的语气平静如水，眼目中流露出的光彩却耐人寻味，像他电影里汩汩流淌的深沉情怀，因着时间的刻度而意味绵长，透露着隽永的诗意。

　　“家庭的影响，加上戏曲、电影、小说的熏陶，统统加起来，我身上一种难以说明的本质其实就形成了。”他说，成长于中国庶民社会的传统土壤中，自己的性格特质得以生成。

　　儿时的“阿孝”尚难有清晰的体认，直到走上电影之旅，潜行在他生命内核里的“本质”慢慢成为了一种文化自觉。